3. 傳統的東西，雖然有不少糟粕，但不可否認，也會有許多菁華，書中所提及的實踐智慧，正是經過歷史考驗所淬取出來的傳統菁華。既然是「菁華」，自然不會是「大量」的，故書中談到古典的內容，所占幅度不會太多，但都扮演關鍵角色。
4.雖然書中與許多西方當代重要的學者對話，但對話的重點不是要否定、駁斥這些理論，相反的，是透過批判性的觀點來吸收這些理論的優點，再重新框設問題，展開新的視域。這個做法，也是面對「深度歧見」的一種態度與實踐。如在與羅爾斯對話的過程，展示了儒學如何立基在「公民地位」，透過「故事地位」來參與公民社會（儒學不一定要接受政治自由主義的「自主」觀念，而可以用「故事地位」的理念來共同形塑公民文化，但這個過程卻是在討論羅爾斯的哲學所展示出來的），而在與德沃金對話的過程，則展示了如何從「公民地位」的角度，批判性地探討「政治共同體」，最後發展出「公民共同體」的理念。
5. 面對「深度歧見」，書中提出的方案是「調節」而不是「調解」、「調和」、「化解」或「解決」，使用「調節」一詞自然有鄧老師的用意，其中一個重點是，「調節」並不是要取消衝突，或暫訂協議，而是要善用衝突，重新框設（reframe）問題。
6. 「公民哲學」與「公共哲學」不太一樣，前者關注在如何調節深度歧見與多元價值的衝突，而後者則側重以哲學觀點來分析與評論社會時事議題。兩者雖不同，但對臺灣的社會文化都非常重要。
在民主多元的社會裡，總會存在許高度爭議的議題，若無法聆聽他者，爭議就有可能醞釀成衝突，進而分裂社會。面對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國的儒學文化以及臺灣內部的同婚爭論，這本書都向我們展示了「兼聽」的重要性，特別是如何重新框設問題，展開新的視角。
在臺灣，具有重要學術洞見與創新價值的著作，往往不太容易普及，讀者群大多是學術圈的成員，而很多哲普書，重點也不是提出學術創見。要兼顧學術創見與普及性，難度非常高，但《公民哲學》作為一本學術著作，其文字表述卻深入淺出，而且內容切合臺灣的處境，是寫給臺灣讀者的一本書，值得我們好好珍視。
註：關於《公民儒學》的介紹，可參閱陳康寧（2020），〈臺灣是否能發展出自己的民主理論？──以鄧育仁的「公民儒學」為考察對象〉，《思想》第40期，頁63-94。
＊作者為閱讀愛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