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上海，柳亞子常搞些文藝青年聚集，被稱為「文藝茶話會」，由徐仲年（吳稚暉外孫）、孫福熙、華林操持。多在南京路新亞酒店的茶室舉辦，每人一盅茶和幾碟點心，各自付錢。大家的談話內容柳亞子致陳去病信札，寄梅堂收藏。分散，屬於漫談，到會的人除了個別比較熟識，大多彼此不知底細。但年輕人的興致都很高，特別是能同柳亞子這樣的前輩詩人在一起。柳亞子的興致也極高，每次都到場，對每個人都點頭微笑。當然他的交往不止文藝青年，在他交往中還有魯迅。魯迅是在1928年，由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峰介紹認識的，他們飲宴於功德林。這一年的10月5日，郁達夫夫婦邀請魯迅、柳亞子等人暢飲在聚豐園，一周後（10月12日）魯迅為柳亞子書條幅〈自嘲〉，即聞名於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七律。
1933年3月，何香凝的公子廖承志從事中共地下工作被捕，急得何香凝心臟病發作，服藥後睡下。這時柳亞子急匆匆趕來告訴她，當局準備把廖承志押赴南京。2人當機立斷，一同乘車至江灣吳鐵城的警備司令部。下了車，何香凝站在大門口，即大聲喊道：「罵蔣介石要算我罵的最多，為什麼不抓我卻把我兒子關起來？我要坐牢，你們把我關起來吧！」對這一段的生活，柳亞子在〈八年回憶〉中曾這樣寫道：「從七七事件擴大而為八一三事件，從局部抗戰擴大而為全面抗戰，中國的局面是明朗化了，而我的心境還是黯淡陰沉，沒有在抗戰初期替國家民族盡過一點流血流汗的責任。這一件事情，現在想起來，我還是很覺得非常的難過呢。」他還寫道：「經過西安事變和救國會七君子被捕的事件，心上冷冷熱熱，總覺得自己沒有投身大時代，只做了一個旁觀者。」
到了上海淪陷的時候，很多朋友都走了，柳亞子很難過。他說：「許多人要走，也有許多人勸我走。但我一身是病，四海無家，走到哪兒去呢？廖夫人（何香凝）和仙霏（其女廖夢醒）都預備去香港，勸我同去，不過我覺得經濟毫無辦法，難道到香港去做外國告花子不成？於是只好毅然謝絕了她們的好意，而孤單地留下來。她們是11月27日走的，我因為不便到船碼頭去送行，前一天我和佩宜（即柳夫人）同到她們寄寓的地方，握手告別，仙霏忽然失聲痛哭起來，廖夫人也熱淚盈眶，我們只好掉頭不顧而去。還到家裡，當然又是一夜不能入夢了。」後來，他把這一段難熬的日子，叫「活埋生活」。
柳亞子是在1940年年底到達香港的，後全家移居九龍柯士甸道107號2樓，柳亞子把這個寓所命名為「羿樓」，借古代神話「后羿射日」的典故，以表自己抗日的決心。他在九龍既見到何香凝、彭澤民、許地山、葉恭綽等老友，又結識了范長江、夏衍、胡風、胡喬木、楊剛、袁水拍等新朋，心情自然不錯。那時，各黨各派也都以香港為海外據點開展活動，其中一項重要活動內容就是辦報，辦期刊雜誌。范長江辦《華商報》，胡仲持任總編輯，廖沫沙任總經理；梁漱溟主持《光明報》，俞頌華任總編輯，薩空了任總經理；茅盾主持《筆談》；鄒韜奮辦《大眾生活》；端木蕻良主持《時代文學》。有趣的是他們都瞄準了柳亞子，紛紛登門約稿，新作舊詩皆可，一時間「羿樓」熱鬧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