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冬奧」，就是一齣「崛起」的炒冷飯，更難堪者乃民族主義話語下觀眾拿國族符號開心，運動員慘被「網暴」，朱易「摔倒」，挨罵主要不是因為她「改變國籍」，而是她爹的「棄美轉中」；那廂台灣黃鬱婷穿中國隊服炫耀被罵翻，「她輸了台灣人反而開心」；韓國人覺得本國選手被錯判，直呼「讓中國人把獎牌都拿走吧」；競速滑冰2000公尺混合團體接力，中國因美國和俄羅斯被改判違規而奪金，遭外媒砲轟，一個原本的國族競技場，轉變為國族符號的羞辱場，運動員也成了被耍的猴兒，此等皆令「奧林匹克精神」消解殆盡不說，更使運動員「為國爭光」，反轉為羞辱國號，無意間證明瞭「國家」霸道則民眾成巨嬰。
「巨嬰」是中國心理諮詢師武志紅開發的一個社會心理學概念；還有一個相近的提法，是餘世存的「類人孩」，大概更接近文化學；兩者皆顯示，今人對中國人的社會人格的觀察，已經逸出「五四話語」，但是都屬於先鋒、邊緣論說，進入不了主流位置。
「巨嬰」概念，為諸多中國社會問題找到了可以套用的理論，如網絡謾罵、夫妻冷戰、少女找「幹爹」、病人砍醫生……武志紅一言以蔽之：「這是嬰兒最基本的一個反應——找媽媽」；在一個更大的範疇，其實是「全民找媽」，乃是個體「幼稚化」、建構「超級國家霸權」、民族主義的副作用。
武志紅循心理學路徑詮釋的這個現象，也可以循解構學來詮釋，按照法蘭克福學派的解讀，中共自延安時代開始對中國人的「話語改造」，其最標準的做法，不是剝奪而是以偷換的方式，把每一個人的「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經典」所供應給你的「標準件」：在人們的想像和表達的對象化為空洞之處，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異的意識形態話語，由此，中國人徹底失去每個人自己的語言，而是只說得出來體制讓你說的話。更有意思的是，革命文學中貫穿著「戀父」（愛黨）情節，從《白毛女》、《青春之歌》直到《紅色娘子軍》，都是「女兒」要找「黨爸爸」。
「黨爸爸」操縱下，我們可以很清晰看到，這三十年中國街頭的兩種騷動：
第一，對外「義和團」心態。1999年5月的「炸使館」事件和2005年四月的「教科書」事件、「釣魚島」事件，皆引發全國範圍的反美反日遊行，但是後兩次反日的規模和範圍，都遠遠超過1999年的反美遊行，為「六四」後十六年來所首見，給人以「八九」盛況再現的錯覺，更令外界驚詫中南海可以操弄民粹於股掌之上,釣魚島爭端時砸日本車，南海危機時砸美國車，薩德沖突砸韓國車，德國辱華T恤砸德國車，但是人們在網上質疑：「難道真要買吉利金剛嗎？」、「哪天輪上了打倒走資派，有車的一律砸掉！」——文革的殘留影響還在。
韓國報紙評論，中國是一人式獨裁的體制，一旦主席不高興，即可以「煽動」人群做「報覆外交」，這在正常國與國之間，幾乎不可能存在；挾著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對於經濟上的掌控來說，成為中國很好政治籌碼。韓國網友也留言，一個過往以仁義禮智立國的文明古國，在共產主義的洗刷後蕩然無存，「明明是大國，卻做肚量小的行徑，真遺憾」。
仇日甚於仇美，中共可以調控，乃是一個服務於「統一大業」的精心設計，它涉及——
第二：對邊陲的「大一統」心態。「邊陲」又有緩急次序的：台灣、西藏、新疆。近三十年來，邊陲烽火連天，中共對疆藏兩外族已不圖安撫，只憑武力血腥靖邊；而「台灣板塊」孤懸海外，中國勢力不逮，除了恫嚇和圍堵，無機可施，只有竭盡挑撥兩岸民眾情緒的民粹伎倆，大陸「巨嬰」出來惡言相向「我們這邊十幾億人吐口唾沫就能淹死你這個蕞爾小島」之類，竟是模仿前秦苻堅「投鞭斷流」的歷史醜例；而北京刻意操作的兩岸口水戰，如張懸、周子瑜、陳愛琳、歐陽娜娜、宋蕓樺等，均被扣「台獨」帽子，「仇獨」向「仇台」演變的趨勢明顯。
「巨嬰」並非只在街頭。1998年6月29日柯林頓在北京大學演講，寄語「中國的下一代」，撇開現實政治只談溝通和全球意識，結果七名學生就像街頭「巨嬰」，粗暴而功利地拿狹隘的民族主義回敬他，在全世界面前丟了北大的臉。人們似乎第一次感覺到北大的墮落。其實北大的歷史從來就很可疑，如「五四」其實是中國現代災難的一個發源地，既孕育了「愛國主義」也孕育了中共；一九四九以後北大教授們整個臣服毛澤東和馬列主義，乃是陳寅恪怒斥的「衰翁變奼女」；1966年毛澤東也是第一個寫信給北大發動了文革，所以北大不是今天才墮落的，後來「巨嬰」出現在這個高等學府，不過是北大神話破滅的又一章節。
整個中國「巨嬰」遍地，道德判斷至上、是非判斷兩極化、非黑即白、自戀、攻擊性、行為幼稚化、不知自尊和尊重他人、沒有私域公域概念的區分，而這一切，又在中國暴富之後，由中國遊客的不文明行為而帶向世界各地，國際社會驚訝地看到「中國巨嬰」大聲喧嘩、隨地大小便、爭搶擁擠，甚至在埃及神廟刻字「到此一遊」……。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