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論主張行為的目的在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因此行為結果的效益程度構成行為適當與否的判準。這種從行為結果來判斷好壞的倫理學又可稱為目的論。「目的」在希臘文為「teltios」。該論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有目的的，都預期著未來的結果，而創造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並且避免造成生命的痛苦作為行為的目的。從生命教育角度來看，有感受痛苦能力的生命，包括非人動物，我們都應該為其創造最大福祉、免除身心苦難作為行為的最終目的。
在現代社會的複雜結構化處境中，雖然心存善念(義務論)是必要的，但這並不充分，因為結構中的行為仍會產生非預期的後果，因此，始終關注並對行為最終結果的好壞擔負起責任也是不可或缺。鄒川雄認為，這部分可與韋伯所提到的「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相互連結。
德行論重視的不是行為的動機、規則的對錯或結果的好壞，而是行為人本身的教養或修養。人存在的目的就是身體力行的實踐修養自身成為一個能充分發揮功能並充分運用其能力的好人。鄒川雄一生在學習、教學、研究、行政服務等方面，無不散發高度的修養，在的待人接物方面總能進退得宜，立身處世方面無不拿捏分寸、恰如其分，在在都體現了作為一個有修養、有德行的君子風範。根據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一個人一生是否幸福(eudaimonia)，必須從其完整一生評估。鄒川雄的一生毫不保留地把他最大的潛能都發揮出來並積極自我實現完滿德行和實用智慧(wisdom )，這樣的人生無疑是幸福的(eudaimonia)。
四、關照世俗生命的第三個面向-人格的(Personal)面向
除了生理主義和身心(靈)二元論的觀點外，人格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也是個社會化的過程。這方面我們需要綜合運用皮亞傑(Piaget)的認知發展說、柯爾柏格(Kohlberg)的道德發展階段說、艾瑞克森(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佛洛伊德(Freud)的性心理發展理論、維高斯基(Vygotsky)的鷹架理論來理解人格形塑的過程。此外，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互動論點則有助於我們理解人格形塑過程中，人與社會的辯證關係。
人除了認知、道德、情感等方面的發展過程構成人格中的意識外，人也有潛意識或無意識的面向。此外，根據Polanyi的觀點，人的意識層面，不僅僅有所謂的「名言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更根本且重要的是，透過身心不斷的練習所培養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鄒川雄在生命教育、質性研究教育和通識經典教育等方面，始終意念堅定地推介默會知識的重要性，對僵化的台灣教育產生醍醐灌頂、振聾發聵的果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