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ughton表示，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尚未擴大財富轉移體系以縮小城鄉差距，在改善貧困省份的財政資源方面，也只採取了一些規模較小的舉措。習近平去年的一次講話反映了這種矛盾心理。在講話中，他呼籲「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同時警告說，要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
由於缺乏像西方這樣的財富再分配工具，中國共產黨轉而對富有的商業領袖進行打壓，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宣布了大手筆的慈善捐贈以安撫北京方面。
其他政策舉措也存在矛盾：北京整頓房地產行業的目的之一是讓住房價格保持在可負擔範圍內，但卻在破壞房地產開發商的穩定，並威脅到經濟成長。煤炭供應一直受到碳排放目標、煤礦檢查力度加大以及對澳洲煤炭進口的非正式禁令的擠壓。但許多發電廠由於受制於電價上限，無法將煤炭供應緊張導致的成本上升轉嫁出去，因此停工了。
儘管中國缺乏自由民主國家賴以糾正政策失誤的選舉和制度，但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通過集體決策和共產黨高層的任期限制，發展出了一套自我糾正機制。
但是，隨著習近平摒棄了任期限制並鞏固了權力，政策越來越多地反映他的個人判斷，而沒有政府其他部門或私營部門站在中間立場發揮影響。Naughton說：「習近平的改革理念一直意味著更短、更明確的指揮鏈。他把有效的國家管理定義為政府指令能夠高效傳遞。」他指出，其他社會擁有相應工具，可在相互矛盾的目標之間進行權衡。「但習近平表現得好像不存在權衡。『這就是我的看法』。」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此前已報導，習近平希望限制中國向資本主義演進的過程。他的想法和毛澤東一樣，認為資本主義是通往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個過渡階段。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習近平也是一個「微觀管理者」， 會干預大大小小的政策事務，經常出其不意，甚至有時讓人捉摸不透。一些中國問題的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這種做法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中國官場會形成迴避風險的氛圍，而這會放大、而非緩和習近平喜歡干涉的衝動。
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中國科技領域分析師Dan Wang本周寫道，習近平的政治遺產之一是，要求官員在實施控制措施方面寧可用力過猛，這導致黨內官員現在試圖證明自己比總書記還要支持馬克思主義。他表示，政府採取過度、而不是過少控制措施的可能性較大。
這構成了兩組截然不同的風險。首先是對中國自身經濟活力的風險。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負責中國研究的合夥人榮大聶（Dan Rosen）說，中國「允許自由市場力量來決定結果」的承諾正在失去公信力。他表示：「他們越來越多地主張，對於所有這些正在被重新監管的行業，將在市場份額、資本獲得以及控制等方面進行政治考量。所有這些跡象都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效果。」
Wang則沒有那麼擔心。他表示，這場監管行動不足以讓中國失去活力。日後我們回過頭來看時，或許會發現，去年夏天可能是中國抑制其「鍍金時代」（Gilded Age）過度行為的高峰時刻。
第二個風險是對全球而言的。中國經濟體量在全球的佔比越來越高，與全球的連接越來越緊密，而中國的政策制定卻變得越來越不透明，越來越難以預測，且程度遠超上一次一個人說了算的年代，也就是毛澤東掌權的上世紀7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