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年前相比，中國踏入2022年的氣勢有所減弱。一年前轟轟烈烈的經濟復甦隨後被新冠封鎖舉措、能源短缺和房地產市場降溫羈絆住了。新增人口下降和國際關係的惡化為經濟的長期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但是，讓一些密切關注中國經濟的觀察人士最警覺的並不是這些挑戰，而是政府處理這些挑戰的不可預知的高壓手段。去年，這一現象表現在突然無理由叫停線上輔導、針對「娘炮」男明星的運動、對燃煤時斷時續的限制以及面向消費者網路公司的監管打擊上。
本文為風傳媒與華爾街日報正式合作授權轉載。欲看更多華爾街日報全文報導，請訂閱特別版華爾街日報VVIP方案，本方案僅風傳媒讀者專屬，以低於原價3折以下之全球最優惠價，即可無限暢讀中英日文全版本之華爾街日報全部內容。
可以肯定的是，即將公布的數據應會顯示中國去年仍實現了穩健成長。中國領導人似乎也在外界的質疑聲中賺得了口碑。憑藉被稱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政策，他們自1978年以來一直主宰著中國經濟的命運，實現了驚人的成長。
但重要的是了解背後的原因。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經濟學家Barry Naughton在《中國產業政策的崛起：1978-2020》（"The Rise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1978-2020."）一書中寫道，中國此番成長並不是因為政府實施了有效的干預。「縱觀這一時期，中國政府提出了各種規劃和產業政策，最終卻因不切實際、不可行或無法正常運作而被放棄。反而是不斷壯大的市場力量推動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他寫道。「中國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在1998-2005年期間逐漸銷聲匿跡。」
Naughton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時中國決策者雖然不斷進行試驗，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但他們都是為了一個目標，也就是成長，這在當時是壓倒一切的目標。這是中國與早期的日本、韓國和台灣的一個共同點，即全力以赴謀求成長。
但自2006年以來，中共調整了路線，愈發尋求指引中國的發展。Naughton稱，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從脫碳目標到鼓勵生育，中國政府要實現的目標迅速增多，但至今還沒有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習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口號，反對財富不平等。西方市場民主國家擁有精心設計的累進稅制和社會財富轉移體系，以減輕不平等。Naughton指出，相比之下，在中國，所得稅貢獻的財政收入相對較少，而且幾乎不涉及資本收益。2014年，中國宣布了改革這一制度的計劃，但尚未付諸實施。
Naughton表示，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尚未擴大財富轉移體系以縮小城鄉差距，在改善貧困省份的財政資源方面，也只採取了一些規模較小的舉措。習近平去年的一次講話反映了這種矛盾心理。在講話中，他呼籲「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同時警告說，要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
由於缺乏像西方這樣的財富再分配工具，中國共產黨轉而對富有的商業領袖進行打壓，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宣布了大手筆的慈善捐贈以安撫北京方面。
其他政策舉措也存在矛盾：北京整頓房地產行業的目的之一是讓住房價格保持在可負擔範圍內，但卻在破壞房地產開發商的穩定，並威脅到經濟成長。煤炭供應一直受到碳排放目標、煤礦檢查力度加大以及對澳洲煤炭進口的非正式禁令的擠壓。但許多發電廠由於受制於電價上限，無法將煤炭供應緊張導致的成本上升轉嫁出去，因此停工了。
儘管中國缺乏自由民主國家賴以糾正政策失誤的選舉和制度，但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通過集體決策和共產黨高層的任期限制，發展出了一套自我糾正機制。
但是，隨著習近平摒棄了任期限制並鞏固了權力，政策越來越多地反映他的個人判斷，而沒有政府其他部門或私營部門站在中間立場發揮影響。Naughton說：「習近平的改革理念一直意味著更短、更明確的指揮鏈。他把有效的國家管理定義為政府指令能夠高效傳遞。」他指出，其他社會擁有相應工具，可在相互矛盾的目標之間進行權衡。「但習近平表現得好像不存在權衡。『這就是我的看法』。」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此前已報導，習近平希望限制中國向資本主義演進的過程。他的想法和毛澤東一樣，認為資本主義是通往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個過渡階段。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習近平也是一個「微觀管理者」， 會干預大大小小的政策事務，經常出其不意，甚至有時讓人捉摸不透。一些中國問題的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這種做法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中國官場會形成迴避風險的氛圍，而這會放大、而非緩和習近平喜歡干涉的衝動。
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中國科技領域分析師Dan Wang本周寫道，習近平的政治遺產之一是，要求官員在實施控制措施方面寧可用力過猛，這導致黨內官員現在試圖證明自己比總書記還要支持馬克思主義。他表示，政府採取過度、而不是過少控制措施的可能性較大。
這構成了兩組截然不同的風險。首先是對中國自身經濟活力的風險。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負責中國研究的合夥人榮大聶（Dan Rosen）說，中國「允許自由市場力量來決定結果」的承諾正在失去公信力。他表示：「他們越來越多地主張，對於所有這些正在被重新監管的行業，將在市場份額、資本獲得以及控制等方面進行政治考量。所有這些跡象都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效果。」
Wang則沒有那麼擔心。他表示，這場監管行動不足以讓中國失去活力。日後我們回過頭來看時，或許會發現，去年夏天可能是中國抑制其「鍍金時代」（Gilded Age）過度行為的高峰時刻。
第二個風險是對全球而言的。中國經濟體量在全球的佔比越來越高，與全球的連接越來越緊密，而中國的政策制定卻變得越來越不透明，越來越難以預測，且程度遠超上一次一個人說了算的年代，也就是毛澤東掌權的上世紀7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