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委蘇永欽教授前兩天在報端撰文，感概NCC的「獨立怎麼不見了？」蘇前主委從民意政治、責任政治、民主政治、保護憲法民主入手，旁徵博引，談到獨立機關保障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並直指NCC獨立性不見了，與司法院釋字第613 號解釋極有關係。
蘇前主委總結指出，在政黨完全執政的情形下，獨立機關如NCC、監察院、中選會委員和首長若是由行政機關首長提名、立法院同意所產生，獨立機關的獨立性定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才疏學淺，對民主政治、憲法理論乃至於各國憲政與獨立機關的演變，了解極為有限，不敢妄議。不過，曾為媒體人，參與無線通訊產業市場開放的歷程，也曾出掌系統業者組成的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容我對NCC獨立性消失的問題，略表不同於蘇永欽教授的意見。
成立不過15個年頭的NCC，扭曲變形，醜態畢露，獨立性蕩然無存，關鍵在於，肇始之初，就走錯了路，司法院釋字第613號解釋，不過是加速了NCC的歧路亡羊之旅和台灣言論自由的倒退罷了。
許多人常將NCC與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以及英國的通訊管理局(Ofcom)，相提並論；但是，無論是美國的FCC，還是英國的Ofcom，主要的功能和任務是制定廣電通訊的技術標準，公平規範廣電和通訊業者取得及使用頻譜頻道的權利，既不涉及廣電媒體的內容審查監管，也從未聽聞，英美兩國會將廣電媒體內容的審查與執照發放，綑綁、勾稽在一起。
從解嚴到政黨輪替，從廢除新聞局到成立NCC，台灣的媒體和言論自由，從來都是半吊子的自由，不同種類的媒體，審查監管制度和自由尺度也大不同。
戒嚴時期，政府嚴管平面媒體，報紙雜誌的發行採登記制度，媒體執照的發放撤銷，由新聞局、警總和國民黨文工會三位一體，聯合監管。這套制度，長期箍死了台灣媒體發展及言論自由。解嚴後，平面媒體改採報備制，報章雜誌的言論自由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然而，包括廣播電視在內的新興電子媒體，他們的言論自由仍然還看不見天日。
台灣解嚴後，平面媒體的言論自由飛躍進步，可以從兩案得到佐證。一是1996年《亞洲週刊》報導國民黨政治獻金柯林頓案，一是2002年《壹週刊》揭發李登輝國安密帳案。這兩案，依照現在民進黨的邏輯，不僅都涉及洩密、國安，得罪的對象也都是高層中的高層。可最終，《亞洲週刊》和《壹週刊》都有驚無險地過了關，也沒有哪個媒體記者編輯，因此遭到逮捕入獄!
相反地，解嚴後乃至於NCC成立前後，廣電媒體的言論自由度，不僅沒有像平面媒體那般受到禮遇與尊重，甚至還「回歸校正」到政黨輪替之前的待遇。廣電媒體的言論自由標準和尺度，遠低於平面媒體，關鍵就在於政府嚴管前者頻譜和經營執照的核發，平面媒體則否。 （相關報導： 風評：NCC網管，是戒嚴？還是「戒顏」？ ｜ 更多文章 ）
說得透徹些，當媒體經營執照的核發和撤銷，全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時，又有哪個媒體敢於放言高論，監督政府，善盡第四權的義務？特別是NCC成立後，將他們對廣電媒體內容的好惡和執照的定期考核、續照、撤照，甚至和業者的規費月費漲跌，都綑綁在一起，怎能不充分擴張「寒蟬效應」，讓媒體「知所進退」？當NCC掐住了媒體的脖子時，何來媒體自由？何來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