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應對這系列事態的報導與評論中，既繁忙又傷感。正值這一年，我們租用的老舊辦公室拆卸，找到灣仔一個特大地庫，經營天地圖書公司，在9月25日開幕。我既要顧及新書店的開張經營，又要用更多時間應對雜誌對中國變局的評析。
圖書公司開幕不久，即毛澤東去世差不多一個月，外電陸續傳出北京有重大政治變化，到10月22日，新華社發表一篇北京群眾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報導，曲線證實發生重大變局。在麗儀協助下，我以齊辛筆名，連夜寫了一篇《北京事態分析》，趕在付印前的11月號刊登。這一期出版，即銷售一空，趕忙加印。接下來在12月號，我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四人幫的上台與下台》。這兩篇文章，以維護中共政權為立足點，為當時被極左思潮洗腦十年的左派人士解除困惑，使他們繼續認同清除四人幫後的中國共產黨。這裡說的「左派人士」，不僅是指香港和海外的左派華人，而且包括了美歐和日本的左派。齊辛關於「四人幫事件」及其後的分析文章，被翻譯成英、日、法和西班牙文等出版。我也從這個時候開始了自己寫政論的生涯，之前我一直寫文學性的雜文、隨筆。
上述兩篇文章，採取問答方式書寫，提出的問題例如：為什麼說搞陰謀詭計的是四人幫，而不是把他們拘捕的當權派？否定毛夫人江青是否等同否定毛澤東？是否意味對文革有不同評價？十年來多次發生高層鬥爭，倒劉少奇，倒林彪，周恩來死亂一次，毛死又亂一次，是否顯示政治體制有問題？鬥來鬥去會不會使人民對共產黨失去信心？中共的路線政策會不會改變？文革冒起的新幹部會不會在批判四人幫中又被打下去？
這些問題，當時我都為中共作解釋，回答都是：否。但其後發展的事實證明，答案都應該是肯定的。
據知，當時香港中資機構包括高職位的員工，都每期從《七十年代》中尋找他們心中疑惑的答案。有一位曾經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左派朋友，說齊辛的文章使日本的親中人士重新獲得信心。
有某中資機構的高層領導問我，是否有中共高層向我提供過背景資料，才會寫出這樣的文章。
事實上真是沒有。不僅藍真、潘公、祁峰等香港的領導人沒有向我吹過風，而且他們在那段時間還避免與我談及中國局勢。不過，他們這時也再沒有干預我的編務，顯然是樂見我這樣寫，因為符合他們穩定左派的需要。
我主要的資料和觀點，來源於麗儀在中國大陸生活20年的體驗，她是一個觀察相當敏銳和思考獨立的人，在文革最狂熱的時期，她都感覺到那不是群眾運動，群眾是一批被煽動的群氓。她因為我的關係，在大陸盡量與政治保持距離，但絕非不關心，她總是在思考和反省。
文革後期，我和麗儀還和一個曾經擔任深圳鎮委書記的馬志民有較多交往，他那時已在我面前直言不諱地說毛澤東年老昏庸，可能被人擺布；他跟我們談了許多反主流的看法。我在北京擔任歌劇院院長的五叔李剛，文革後期復職不久又遭到誣陷批判，1976年他索性離開北京，躲到原籍新會的鄉下生活，他在回憶錄上說，那時也沒有人去追查他的行踪，實際上人們對鬥爭已經厭倦，大批判搞不起來。中共絕大部分幹部受文革批鬥過，又整天要學習枯燥空洞的口號，對毛澤東、對四人幫，已經無法忍受下去，因此，四人幫的下台，是有社會基礎的。
那時候中共有相當多幹部，對四人幫下台後的中國前景，仍然抱希望。極左的四人幫終於倒台，使我和麗儀相信，違反人民意志的政策不會長期延續，總有改變的一天；社會主義中國雖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這是我們寫那一系列分析中共局勢文章的思想基礎。當然，其後中國局勢的發展，我們也就有進一步的清醒，更認同中國文學史專家王瑤臨終前的話：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