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許多仍然堅持追求理想、並且與人為善的共產黨員，他們貫徹對香港的「長期存在，充分利用」政策，但這樣的人經文革洗禮之後，那時就已經越來越少了。
失敗者回憶錄81：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前文提到我在文革後，開始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有網友留言說：現在中國經濟成就有目共睹，打擊貪腐既打蒼蠅亦打老虎，脫貧也有成績，我是否應該再度去重新認識中國？
文革後中國發展至今的政治經濟狀況，與文革十年所造成的中國社會局面，實在有很大關係。可以說，文革締造了中國的今天。
由於不斷搞階級鬥爭，中國自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20年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年薪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中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各考察團發現在經濟、科技、效率等社會發展上，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例如，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法國馬賽一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
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低工資，對工人權利和環保都沒有要求，使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之下，成為西方企業設廠投資的樂園，這是中國經濟起飛的主因。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說：「沒有社會進步的經濟發展，只能使大多數人繼續貧困而讓少數特權者牟取暴利。」
所謂社會進步，主要表現在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的進步，所謂少數特權主要指掌政治權力者的以權謀私。中國經濟發展使大多數人的生活確有改善，但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說，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低於1000元人民幣，在中等城市租房都困難。社會沒有進步還表現在人民的法律權利，自由表達權利日益削弱。所謂反貪腐，只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多少年都「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幾年是連樓梯都不敢響了，因為有人公開舉橫額，要求官員財產公開，結果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官員財產不公開，充分說明人民處於無權狀態，經濟發展使少數人謀取暴利。
公務員財產公示始於英國，時間是1695年，距今已300多年。現在這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秩序的重要準則，官員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多數國家列為犯罪。這是中國政治與世界文明差距的指標之一。
1971年後，因《七十年代》受周恩來青睞，香港出版界的高層藍真，中調部駐港高層潘靜安，新華社副社長祁峰，與我聯繫密切。我雖然後來脫離左派，但沒有因此否定這些領導者的為人。就個人來說，我即使到今天，仍然尊敬和懷念他們。他們當年對我執行的「掃地出門」措施，我相信這既反映中共從上到下各級幹部的思想觀念已經改變，又是「下級服從上級」的共產黨的鐵律使然。
前文曾經提到，1974年之後兩年，香港左派領導忽然對《七十年代》出版的每一期，都以極左意識挑剔一些字眼，後來我知道這是因為北京極左的文革派，與周恩來的官僚派的內部鬥爭，為了不給文革派找藉口，在港執行工作的中共領導，只好對《七十年代》每期審查。四人幫倒台後，在北京的中調部部長羅青長親自對我說，這樣的審查是不應該的。但我相信香港左派領導當時這樣做有保護我們的苦衷。
在文革的後幾年，《七十年代》儘管刊登了不少海外學者訪華的歌德文章，但我們沒有主動為文革派張目。這是因為在香港的左派領導，儘管在他們的黨營機構不斷搞政治學習，向員工宣傳極左思想，但並沒有向我提出要在雜誌中貫徹「批林批孔」「批鄧」「打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極左意識。我那時會不時被派到廣州，在一個秘密地方閱讀中共的內部文件，也同調查部駐廣東的負責人見面與談話。那負責人隱晦地表示他對被毛撤職的鄧小平的尊敬和推崇，對當時的極左思潮不滿。
我認識許多仍然堅持追求理想、並且與人為善的共產黨員，他們貫徹對香港的「長期存在，充分利用」政策，但這樣的人經文革洗禮之後，那時就已經越來越少了。據統計，文革十年，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達230萬人，佔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佔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事實上，全國各級幹部，文革前只要掌有一定權力，都在文革受衝擊，被批判為「走資派」，過去的功勞和苦勞一筆抹殺。文革給他們的教訓就是：一旦失去權力，就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因此一旦回朝掌權，就不要那麼天真去「為人民服務」了，最重要就是掌握權力，為自己服務。權力就是一切，「有權不用，逾期作廢」是專權體制的最高法則。
這是文革帶給全中國人的最深刻教訓，也是隨後帶來的幾十年經濟政治體制變化發展的主要原因。（原文發佈於10月29日）
失敗者回憶錄82：極不平凡的一年
1976年的中國，是極不平凡的一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了。
1976年的中國，是極不平凡的一年。一月在毛江發動針對鄧小平的「反擊右傾風」的背景下，官僚派首腦周恩來病逝，引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群眾悼念活動被鎮壓，跟著是鄧小平被撤職，文革派在全國掀起「批鄧」運動；7月6日中共元老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0多萬人死亡。儒學大師徐復觀撰文，說古代對帝王的約制手段中，常有人以自然災害來表示上天對帝王殘暴統治的「天譴」，通常帝王在「畏天」的觀念下，會下「罪己詔」，並採取對民讓利的措施。但中共以無神論立國，毛澤東說「與天鬥，其樂無窮」，因此極左之風更加熾烈。9月9日，毛澤東去世了。
我在應對這系列事態的報導與評論中，既繁忙又傷感。正值這一年，我們租用的老舊辦公室拆卸，找到灣仔一個特大地庫，經營天地圖書公司，在9月25日開幕。我既要顧及新書店的開張經營，又要用更多時間應對雜誌對中國變局的評析。
圖書公司開幕不久，即毛澤東去世差不多一個月，外電陸續傳出北京有重大政治變化，到10月22日，新華社發表一篇北京群眾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報導，曲線證實發生重大變局。在麗儀協助下，我以齊辛筆名，連夜寫了一篇《北京事態分析》，趕在付印前的11月號刊登。這一期出版，即銷售一空，趕忙加印。接下來在12月號，我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四人幫的上台與下台》。這兩篇文章，以維護中共政權為立足點，為當時被極左思潮洗腦十年的左派人士解除困惑，使他們繼續認同清除四人幫後的中國共產黨。這裡說的「左派人士」，不僅是指香港和海外的左派華人，而且包括了美歐和日本的左派。齊辛關於「四人幫事件」及其後的分析文章，被翻譯成英、日、法和西班牙文等出版。我也從這個時候開始了自己寫政論的生涯，之前我一直寫文學性的雜文、隨筆。
上述兩篇文章，採取問答方式書寫，提出的問題例如：為什麼說搞陰謀詭計的是四人幫，而不是把他們拘捕的當權派？否定毛夫人江青是否等同否定毛澤東？是否意味對文革有不同評價？十年來多次發生高層鬥爭，倒劉少奇，倒林彪，周恩來死亂一次，毛死又亂一次，是否顯示政治體制有問題？鬥來鬥去會不會使人民對共產黨失去信心？中共的路線政策會不會改變？文革冒起的新幹部會不會在批判四人幫中又被打下去？
這些問題，當時我都為中共作解釋，回答都是：否。但其後發展的事實證明，答案都應該是肯定的。
據知，當時香港中資機構包括高職位的員工，都每期從《七十年代》中尋找他們心中疑惑的答案。有一位曾經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左派朋友，說齊辛的文章使日本的親中人士重新獲得信心。
有某中資機構的高層領導問我，是否有中共高層向我提供過背景資料，才會寫出這樣的文章。
事實上真是沒有。不僅藍真、潘公、祁峰等香港的領導人沒有向我吹過風，而且他們在那段時間還避免與我談及中國局勢。不過，他們這時也再沒有干預我的編務，顯然是樂見我這樣寫，因為符合他們穩定左派的需要。
我主要的資料和觀點，來源於麗儀在中國大陸生活20年的體驗，她是一個觀察相當敏銳和思考獨立的人，在文革最狂熱的時期，她都感覺到那不是群眾運動，群眾是一批被煽動的群氓。她因為我的關係，在大陸盡量與政治保持距離，但絕非不關心，她總是在思考和反省。
文革後期，我和麗儀還和一個曾經擔任深圳鎮委書記的馬志民有較多交往，他那時已在我面前直言不諱地說毛澤東年老昏庸，可能被人擺布；他跟我們談了許多反主流的看法。我在北京擔任歌劇院院長的五叔李剛，文革後期復職不久又遭到誣陷批判，1976年他索性離開北京，躲到原籍新會的鄉下生活，他在回憶錄上說，那時也沒有人去追查他的行踪，實際上人們對鬥爭已經厭倦，大批判搞不起來。中共絕大部分幹部受文革批鬥過，又整天要學習枯燥空洞的口號，對毛澤東、對四人幫，已經無法忍受下去，因此，四人幫的下台，是有社會基礎的。
那時候中共有相當多幹部，對四人幫下台後的中國前景，仍然抱希望。極左的四人幫終於倒台，使我和麗儀相信，違反人民意志的政策不會長期延續，總有改變的一天；社會主義中國雖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這是我們寫那一系列分析中共局勢文章的思想基礎。當然，其後中國局勢的發展，我們也就有進一步的清醒，更認同中國文學史專家王瑤臨終前的話：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