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感，在專家學者身上特別顯著。因為他們自命不凡，自以為可當國師，領導人的接見是對他們不凡的加持。其實，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那只是演一場戲。
失敗者回憶錄71：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2021年9月去世的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梅兆贊（Jonathan Mirsky），年輕時是激烈的反越戰分子，以「毛粉」自許，在中美關係突破的1972年首次訪華。到中國後不久，訪問團就被帶去見一個「典型的中國工人家庭」。那戶人家似乎很富裕，家裡布置得不錯。接待的人告訴訪問團，在中國，犯罪是不存在的。第二天早上，梅兆贊在附近散步時，碰見了來自那個「典型」家庭的父親。他邀請中國話流利的梅兆贊到他真正的家裡去，那是一間破舊的寓所，並說，事實上，他們頭天去的是中國當局專門安排給「外國友人」參觀的公寓。這名男子還解釋說，犯罪行為其實並不少見。
「我震驚不已，」梅兆贊說。在短短48小時裡，他從「毛粉」變成了一個幻想破滅的懷疑論者，之後，他開始「對每一個地點、每一次介紹、對每件事的說法，都持懷疑態度」。
這是中國在接待外人訪問中偶然出現的紕漏。類似事件在1974年美國保釣積極分子郭松棻首次訪中時也發生過，接待他的人遲了一天現身，使他看到了一些現象，而這些現象與他其後被接待所見截然不同，於是，他對中國所有的宣傳全都採取置疑態度。
但出紕漏的事情很少發生。中國對接待外賓的工作非常重視，對訪客的背景先詳細了解，接待必須投其所好，與訪客會見的人，無論是老百姓，還是不同等級的官員，都經過細心安排。我在北京任高幹的五叔有一次對我說，接待外賓的工作對各單位都是第一優先，出紕漏要追究責任。
1971年中美關係突破後，連續幾年是美歐人士的訪華潮，特別是華裔人士，又特別是一些學者、名人。他們回到當年離開後許多年都沒法回去過的大陸，首先就被緬懷故土的情感綁架，覺得什麼都是好的，所有不好都是可以原諒的；其次，他們都在被接待中行動，被安排所見的人、地、事，與真實境況有很大差異；其三，在訪華過程中，他們會被安排與中共領導人見面，從毛、周等最高領導人，到因應訪客專業的不同部門領導，通常會面都在夜間，有時會見到凌晨，以顯示領導人的忙碌和對訪客的重視——這麼忙、這麼晚還要接見。
這三點，是為中共製造「非常有用的白痴」的殺手鐧，可以說是無往而不利。第一點，是歷史因素和主觀因素。第二點和第三點，則是刻意安排，甚至有心作假。在第一點的感情加持下，使第二點的「假」也幻作了「真」。第三點，實際上那些領導人在會見前都看了許多有關訪客的資料，有秘書提供談話要點，不但使訪客因領導人了解自己而自覺不凡，而且也為領導人的博識而傾倒。比如，毛澤東見楊振寧就同他大講科學。更重要的，是掌絕對權力使中國領導人有一種光環，被接見者就會有「榮譽感」「特殊感」，不自覺地興奮起來。我後來發明了一個用語，說這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是「亢奮」不是「興奮」，因為是屬於生理性的反應。在接近絕對權力之後，往往會不自覺地美化掌權者，會不經意地侃侃而談，甚至胡言亂語，誇大其詞地寫文章。報界名人也有因此而改變輿論傾向。
這種「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感，在專家學者身上特別顯著。因為他們自命不凡，自以為可當國師，領導人的接見是對他們不凡的加持。其實，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那只是演一場戲。
那幾年，《七十年代》刊登了許多這一類的華裔學者的訪華文章。從辦刊的角度來說，這些文章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但就影響來說，這類文章帶有很大的誤導性。1976年毛死後，四人幫倒台，我們終於對這種誤導作出扭轉。
麗儀說，在文革極左時期，她下放農村，那時鼓勵「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農民去「憶苦思甜」，也就是回憶舊社會的苦，思想新社會的甜，但農民們講到「苦」，幾乎都說最苦是1958年大躍進而導致接下來三年的飢餓歲月。貧下中農沒有按中共的指揮棒講虛假故事，只是講自己的真正經歷。沒有知識的人比知識淵博者更誠實。
在絕大部分的華裔學者訪問中國的文章中，後來較受到《七十年代》讀者質疑的，一是趙浩生，另一是何炳棣。何炳棣是著名的史學家，1975年他訪華時正值全球石油短缺時期，訪華後他撰文吹噓《中國是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沒有真實根據。他後來說當時是受中共領導者之一的姚依林所誤導。也就是說，文章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的產物。至於趙浩生，原是新聞記者出身，在耶魯教中文。他那幾年在中國訪問了許多文化人、學者，寫的是對話體的訪談。他多篇訪談內容講當時極左的話題「批林批孔」，是《七十年代》後來引起反感的一批文章。（原文發佈於10月6日）
失敗者回憶錄72：無聊的極左干預
最詭異的是，他的極左報導，有些竟然使當時《七十年代》觸犯了極左禁忌。
相由心生，境隨心轉。我上文所附的三張照片，可以見到一個是一臉正直，一個是一臉自負，一個是一臉世故。最容易產生「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者是知識淵博的自負者。世故的人最善於趨利避害。趙浩生1973年訪問中國，除了寫個人觀感外，還寫了許多對文化名人的訪談，實際上受訪者事前都被當局安排好談話內容，是在他們本行範圍為中共說好話。
不過，最詭異的是，他的極左報導，有些竟然使當時《七十年代》觸犯了極左禁忌。自創刊以來，中共駐港領導層對《七十年代》每期內容都不會過問。尤其是1971年保釣後，《七十年代》獲周恩來青睞，我們更是備受中共駐港高層的肯定和有更多聯繫。但想不到從1974年開始，左派領導忽然對我們不再視為外圍刊物，而是每期內容密切關注，要求在正式發行前先給他們審閱。常在發行前一天，就告訴我有哪一個字眼不妥，要修改。對辦雜誌者來說，這真是一件很頭痛的事，因為雜誌已經印好了，重印除了金錢損失，還耽擱發行時間。中共領導不是我們的老闆，卻是政治的上級，上級要這麼做，也沒辦法。因此，有兩年，每期出版前兩天我都心驚膽跳。雖然雜誌仍然暢銷，但我卻感到極左的干擾不是好兆頭。
舉例來說，有一次趙浩生引述他在北京訪問作家謝冰心，謝冰心說，周恩來曾經跟她說， 「毛主席是可敬而不可學。你對他萬分敬佩，但你學不到他那樣。」這句話現在看來是大可商榷，但意思卻很清楚。但當時香港左派領導表示，我們一直在說要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句話說他「不可學」是明顯的政治錯誤，一定要改。我爭辯說，「不可學」的意思接著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是「學不到」而絕非「不該學」的意思。但辯解無用，結果還是要硬改為「可敬而不可及」，儘管這已經不是謝冰心的原話。而且這麼大陣仗去審查、修改，與讀者何干？不是很無聊嗎？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會從1974年開始，對雜誌要事先審查。直至1976年毛死後，四人幫倒台，我在1977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中調部部長羅青長，他說，出刊前審查對一本香港雜誌來說是不應該的，這是受當時國內局勢影響才有的做法。
當時中國的局勢是怎麼回事呢？後來得悉的情況是：因為我轉了一封美國留學生的信給潘靜安，潘公上傳時出了問題。一位在芝加哥大學的香港留學生，說有一個年輕的美國教授羅珊·維特克(Roxane Witke)到芝大演講，說她在中國獲江青接見了7天，一共談了60小時，江青說要維特克寫她的生平事跡，要像斯諾寫《西行漫記》那樣讓她在世界知名，她對自己的生活、際遇、感情世界不保留地訴說，講她在上海當明星有好多男子追求，說她跟毛澤東的感情經歷和生死與共，一起轉戰陝北戰場，自比呂后武則天，……。這位留學生說維特克是無名之輩，江青傾囊以授，顯然信錯人了。
維特克與江青的訪談，是1972年的事。原本江青答應維特克把60小時的錄音稿整理並翻譯成英文提供給維特克，但周恩來介入此事，並請示毛澤東，停止有關此事的所有工作，文稿封存，也不提供給維特克。因這件事而引致周恩來系統與江青的文革派系統的暗鬥激化。
我轉上去的這封來信，應該在周恩來處理此事之後了，但也是打擊江青的一個砝碼。於是，江青文革派所把持的宣傳系統，就向她認為周恩來系統的《七十年代》挑毛病了。
1973年12月號《七十年代》發表了趙浩生訪問中國名畫家吳作人、李可染的文章，吳李所談到主要是與早就過世的齊白石的交往，講齊的為人、畫風，沒有什麼可以非議。但江青卻在這時候發動對「黑畫」的大批判。「黑畫」風波的起源，是黃永玉一幅貓頭鷹的畫，江青指這幅畫把貓頭鷹畫成一隻眼開一隻眼閉，是「別有用心；接著就批判所有的山水、花鳥、動物、人物的傳統畫作，說是宣揚「封資修」意識。後來還是毛澤東開腔，說「貓頭鷹本來就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這個畫家懂得這情況」。黑畫批判才告一段落。
黃永玉後來在《九十年代》寫過一篇文章，講貓頭鷹事件。
轉一封信給中共駐港領導人，怎知道會引起如此大風波？訪問吳作人、李可染、謝冰心，都是迎合中共的談話，怎知道會惹禍？一幅貓頭鷹畫怎料到會大禍臨頭？專權政治體制下，內鬥是外界無法捉摸的，在左派陣營裡做事，誰也不知道會碰觸到內鬥的什麼問題，也不知道災禍何時會降臨，出了事就像出車禍一樣不可預知。（原文發佈於10月8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