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傳統的皇太子政治相比，這一 『接班人』制度還在革命的名義下變異出不少新的規則來，諸如絶對不允許 『接班人』成為 『第二權力中心』、最高皇權有指定儲君作為 『接班人』的權力等等。這些新的變數還使皇權和儲君之間的一些個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為無法調和的衝突，最終造成了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無序的危機。」
宋永毅說，周恩來也是如此。若是用儒家 「忠君為國」、 」文死諫「等標凖來剖視毛周的君臣關係，便不難發現周恩來的文革言行非但沒有任何規範毛澤東行為舉止的意義，更缺乏起碼的為文人士大夫們推崇的聖賢道德和獨立人格。
在宋永毅看來，周恩來絶不是一代儒相，而是「奴相」。在和毛聯手打倒了劉少奇和林彪兩個黨內第二把手後，中共書記處被解散，周恩來成為「黨、政、軍、內政的總管」，成為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的大權在握的獨相。
「在他真正掌握了獨一無二的相權之際，正是他的生命被皇權以一種的慢性鴆殺的形式湮滅之時。」
中共對毛、文革和習的評價
1981年6月末，中共舉行十一屆六中全會，會後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同時，這份決議認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中共官方對於習近平時代的評價體現在今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一份決議中。全會強調，「中國共產黨確立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決議也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大力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埋頭苦幹、勇毅前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