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面對天災，就是逃荒；面對暴政和橫逆，就是逃亡。逃，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走為上著」。
失敗者回憶錄53：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寫了許多個人成長、親屬關係，特別是與中國、與左傾思想有關的事，也許該講講香港了。
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重要角色：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革命的醞釀，對中國歷次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支援，中國革命者、抗戰和戰後文化人，選擇作為避風港……香港對中國的影響和作用很大。但是，作為香港普通市民，無論是土生土長，還是大陸移民，都並不關心中國的事。關心中國的，主要是部分知識人：從大陸來的學者，從事新聞出版業的人。一般市民會關心自己在大陸的親屬，但不會關心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
1945年香港只有50萬人口，那時對大陸來港的移民沒有任何限制，內戰激烈的1948、49年，來港移民激增，1950年香港人口達220萬。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
1948年我來香港時，住九龍城，許多電影界人士都住那裡。從我家騎樓望出去，常見有人在劈木柴，那時香港還是燒柴時代。與我之前生活的上海比較，香港的硬件落後於上海。我記得1957年，香港萬宜大廈裝自動電樓梯，許多市民還好奇跑去看，但上海戰前的百貨公司就有電樓梯了。
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在1950年後持續增加，大約每十年香港人口增加100萬人。大陸來港的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的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但領教過中共的統治強權，又看到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沒有長遠計劃，因此使香港人在心理上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我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自古以來，中國人面對天災，就是逃荒；面對暴政和橫逆，就是逃亡。逃，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走為上著」。
那時的香港人享受著英國法律的保護，千方百計謀生和發展事業，但就遠離政治，既遠離中國的政治，也遠離香港的政治。港英時代市政局民選，但投票率極低。許多人都認為政治由英國人管就好，幾個華人領袖也只是做做樣子，大眾市民無謂枉自操心。五六十年代，香港警察不但貪污嚴重，分贓規則的嚴密程度有過於警察明訂的管理規則，市民也無怨言。英國統治者大概也覺得貪污是中國人的文化，就像採取「大清律例」容許納妾一樣，都聽之由之。在英國洋大人面前，香港華人是否低一等呢？也許是的，比如在公務員升遷上不如洋人。但有什麼關係？比諸在中國人當統治者的地方，許多人還是選擇逃來香港。
報紙是香港民情最真實的反映。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報紙數量之多，蔚為大觀。五十年代報紙售價一毫，絕大部分報紙的報頭，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看到以公元紀年的，就是左報了。暢銷報紙的頭版都是港聞，極少用中國、台灣、國際新聞作頭版。那時有報壇中人概括報紙暢銷三條件：港聞不厭其詳，狗馬「生性」（狗經馬經的貼士準），副刊「滋陰補腎」（各連載小說要有點鹽花，但又不過分）。
港聞最吸引市民眼球，那時沒有電視，一場醫生強姦女病人的官司，各報港聞全版詳細報導，讀者看得津津有味。頭版定大標題的編輯是搶手的人才。最經典的是報壇名人韓中旋，在1961年雅麗珊郡主訪港時為《明報》起的大題：「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帶廣東俗語的「淫詞」，把老板金庸嚇到去華民政務司署請罪，並即時辭退老韓。各報副刊多刊登一個個方塊的連載小說，寫手都是有才識、文筆生動、頭腦靈活又生活多姿多彩的作家，其中高雄、馮鳳三、王季友等都日寫萬字以上。他們寫稿純然為了賺稿費，不留底，不剪報，交稿就算。但實際上大都寫得很好，應有留存價值，真是可惜了。
香港報紙的面貌，正是反映了那個時代香港人的普遍心態，就是在英國法律的保護下謀生，香港話就是「搵食」。但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無需擔憂政治災禍地「搵食」，就是百姓所求的安居樂業。不過香港人和港英政府的這種但求無災無難的心態，在1967年左派暴動後就改變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5日）
失敗者回憶錄54：通俗文化的記憶
另一位是著名流行曲《今宵多珍重》的作詞者馮鳳三，他是1950年從上海來港的南來文人，以前在上海小報撰文為生，來港後成為寫稿佬，他稱之為「爬格子動物」。
有讀友問我能不能多寫些戰後香港的事，如平日生活、物價、交通等等。
我不是寫香港歷史，也不是寫生活記事，只是寫自己記得並想記下來的事。說交通，五六十年代港島與九龍的交通都靠渡輪，我隨父親坐汽車渡輪來往港九也不知多少次了。海底隧道和地鐵，都是七十年代才有的，相信是六七左派暴動之後，港府施政理念有改變所致。原委以後再談。
物價也記不得許多了，但從報紙售價可以大體上反映當時的物價和市民生活狀況。報紙售價一毫（一角）大概維持到七十年代初。1963年我參與創辦的《伴侶》半月刊，每份五毫；1970年我創辦《七十年代》每份七毫。
一毫子一份的報紙，那時有幾十份，可見有很多人願意投資。每間茶樓門口都有一個大報攤。許多茶客買一份報紙去嘆茶，嘆一兩小時後，就在報攤補五分錢（一個斗零）去換另一份報紙帶走。
嘆報紙嘆的就是港聞、狗馬、副刊，副刊主要是追小說。因此，那個時代，副刊的小說寫手是報紙要爭奪的。副刊專欄大都是報紙老闆親自管。寫手們寫的，有偵探小說、社會言情小說，而其中，又以作家高雄在報紙寫的連載，最能反映當時的流行文化和社會思潮。高雄生於1918年，1981年去世，原名高德雄（或名高德熊），筆名有經紀拉、小生姓高、石狗公、史得等，六十年代為《明報》寫怪論用筆名三蘇，而廣為人所知。他開創了「三及第」文體，並開創以貼近時事的社會處境小說《經紀拉日記》和《石狗公自記》。在眾多為報紙寫連載的通俗作家中，高雄可說是代表人物。他寫作題材之廣、產量之多、語言風格之奇，可說無人出其右。很多市民每天閱報都為了追讀他的專欄，最多的時候，他在十多二十份報紙的副刊有連載專欄，每專欄一千字，每天寫近二萬字。每一個專欄的小說都有連續性，他的奇才是要交稿才寫，居然記得每一個專欄昨天寫到什麼情節而可以續下去。而且可以引起讀者追看。他寫稿速度極快，曾經形容是像「縫衣車」那樣，右手拿筆不動，左手將稿紙往上推，大約二十幾分鐘就「推」出一千字。比抄要快得多。1966年我辦《文藝伴侶》時，約過他寫連載，看過他的手稿，他字跡固然潦草，但字體大都是有古代草書所本的簡字，那時的排字工人都是辨字專家，高雄的字跡雖草但不難辨認。
另一位是著名流行曲《今宵多珍重》的作詞者馮鳳三，他是1950年從上海來港的南來文人，以前在上海小報撰文為生，來港後成為寫稿佬，他稱之為「爬格子動物」。他在《新生晚報》以馮衡的筆名寫極短（三百多字）色情小說「仕女圖」，用聊齋體的古文去寫，看不懂的人不會去看，看懂的就會津津有味，當時也吸引我去讀。他另一個寫隨筆的筆名是司明，論述、見解也獨特，尤其是可以看到真正南來的上海人的觀念。他也日寫萬字，通常早上寫稿，下午就親自一家家報館去送稿。副刊稿都是二日前交，於是他在送稿的同時也順帶校閱次日要刊登的文章。
另一個日寫萬言的奇人叫王季友，以宋玉的筆名寫歷史人物的小說。他是寫舊體詩詞的高手，擅長以粵語入詩。他父親是舊學專家，原名陳文統的新派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就師承他父親，而王季友又是韓中旋學寫舊體詩的師傅。王季友以酩酊兵丁的筆名在《新晚報》每日寫兩首粵語打油詩，緊貼時事，抵死啜核。我最記得1957年，當時結第三次婚、年方25歲人稱玉女的伊麗莎白泰來，與新婚富商米高·鐸來港，酩酊兵丁賦詩曰：「情場幾度起風波，玉女終歸變玉婆，待到美人遲暮日，能否傾倒後生哥？」，說「終歸」，也是事實，一時成為絕唱，玉女之名號也瞬即在媒體被玉婆代替了。
這幾個都是在金庸、倪匡之前就名聞一時的副刊寫手，而且也同時被左派報紙羅致。他們是不計左右，有稿費就寫。我當時以讀左報為主，所以對他們印象頗深。有些只跟右派報紙寫的副刊寫手，我知道他們的名字，但較少去讀。
當時的新聞界雖分左右，但中共在1950年已經敲定了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為了中國的利益，願意讓英國長期在香港維持殖民統治。儘管中國大陸政治風波不絕，左派在香港的活動仍然以「團結大多數」和融入社會為主要方針。新聞之外，左派電影業和出版業，那時也盡可能融入香港社會。到六十年代中期，左派的新聞、電影、出版都較被香港市民接受，算是建立了一定的基礎，想不到1967年發生左派暴動，就自我毀滅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7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