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福利國家時期的典型特徵就是：工農專政、工會獨強、社會福利支出逾半於國家總支出，並絕對地設定了剛性的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限制。一旦遭遇國家經濟活動全面放緩放軟的惡劣境況，則整體政經績效表現，自然立即趨於頹敗。
祇要稍事比對，當年「福利國家」歐洲的情境態勢，竟與當今臺灣「悶」經濟社會情境態勢，何其相當又相似呢。
就在歐洲地區正式跨步啟程邁進「福利國家」社會體制的1965年，崛興於北美洲，並亦同樣已經步入富裕社會的美國，卻正因為適時承受蘇聯首發太空衛星的「斯潑尼克衝擊」效應(Sputnik Impact)之大衝擊，而嚴厲激勵了甘迺迪總統之發動「大創新投資」運動，在極短時間之內，將美國大力推進了「創新驅動國家」的全新國體型態階段，用領先創新力與勤勉生產力(知識-資本及裝備的勤勉績效)，讓富裕社會的美國，幻變成為更形強盛宏偉的世界獨強大國。
堅定地向右直走 才是臺灣的未來
美國經驗正足以做為跨越「資本驅動國家」階段快速有效轉進「創新驅動國家」社會階段，而且能持續維繫富裕繁榮社會地位的最佳典範，其實，美國的國政發展模式，才應該是最值得今天臺灣追摹師法的先進示例；而歐洲的「福利國家」社會模式，則不應該是。
當下的臺灣，是個歷經1980年代全球化競爭洗禮過的富裕國家，目前所站的位置，正是處在極其敏感又關鍵的分岔路口上：向右轉走，可以讓未來臺灣真正邁進一個更高競爭力的創新國家社會；向左轉走，則可以讓臺灣陷落成為一個祇有個人小確幸卻完全沒有國家大幸福的頹敗國家社會。
究竟，真正愛臺灣的社會國人及主政的執政黨派，應該做如何之抉擇？在臺灣正陷入「國政莫衷一是」的此時此刻，更堅定地選擇「向右直走」，應該是相當理明而且義直的，才對。
＊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