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事實疾步踏上「財富驅動國家」發展之路
對臺灣社會而言，在當前之階段，是相當具有高度情境條件以及足夠潛力能量，得以讓自己大步邁向「創新驅動國家」社會而發展的；祇可惜，自從20年之前，李登輝「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之「民意至上」(但實情卻是「民意代表至上」)的治國政策，賡續而至陳水扁的「福利國家臆想」理政願景，成為治國政策主軸之後，臺灣社會已然事實上，正式疾步踏上了「財富驅動國家」社會發展之路，而且是一條通盤接受「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化」社會意識形態發展之路，與幾乎同一時間，中國大陸積極走上「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化」之路發展，形成極其反諷的國際對比圖構。
2008年馬英九之再輪政，不但沒有任何扭轉國家體制走向的意圖與作為，反而，更進一步添薪堆材地加碼了「追求絕對公平正義」以及「保障弱勢貧窮至上」的左派經濟社會原素，勁力疾馳追趕，並加速超越了，李扁的「追求百姓小確幸」之路，直奔而去，根本忘卻了，也根本棄置了，臺灣已然厚實累進之「既有的國家能力與應有的大幸福」；歷經了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總共長達28年的政策性扭折拗轉，以致已然完全被改變了形貌的臺灣，幾乎已經到了「完全自我阻斷了」可能可以再重拾「可更繁榮臺灣、可更進步臺灣」之「創新驅動國家」社會的任何機會，亦幾乎完全喪失了，任何可以再型塑臺灣新願景與再改造新作為新方法的可能餘地了。
目前正陷溺於「已然身處於財富驅動國家社會階段」的臺灣人民，似乎遺忘了過往的一切不眠不休、辛酸艱困與胼手胝足、勤勉奮鬥的苦勞歲月，而竟無一不在日日夜夜欽羨於先進國家，尤其是北歐高度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過往曾經高蹈沉緬享受過的「美好民生經濟」，尤其是其優渥就業待遇及公共福利照護措施的無比良善，以致亟思也能夠「見賢思齊」，一路「追、比」，最好是更能夠傾動所有「萬能政府」能夠動員之公共資源與公權力，一登步就能夠全面「趕、超」蹴及之。
歐洲模式與美國模式的截然不同際遇
其實類似今天臺灣處境的階段發展經驗，應該就是二次大戰後的歐洲與美國。
就在二次大戰後的1965年，歐美社會已然普遍辛勤奮鬥，高效歷經了兩個世代的先進「工業化運動」，以致得以脫離貧窮，致富而且享受到現代化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繁榮，大大超前於其他任何一個世界洲區社會。
但是，兩種完全不同際遇，使得歐洲與美國同時從「資本驅動國家」階段的富裕社會，分道揚鑣，分頭步進了「創新國家」社會與「財富驅動國家」社會階段。
在二次大戰之後，相對於世界其他洲區各地，歐洲地區在當時的確已然自詡是一個相對比較領先富裕的社會，因此不再繼續追求經濟成長發展，而希望更能提高並普及國民社會福利，因此自1965年起歐洲全面邁進「福利國家」經濟體制，所有成員國家都一力放棄國家造餅機制(pie making)，而極力亟亟追求於如何乃能更高效地促進其國家分餅機制(pie sharing)的效能與效率；及至不久之後的1970年代，兩次能源危機接連爆發後，歐洲經濟社會全面陷入超高二位數字失業率，及極其嚴重的財政赤字窘況，以致整體國際市場吸引力及競爭力完全被北美及新興亞洲國家所超越與取代，乃不得不在1995年經由歐洲議會決議，完全放棄「福利國家」體制，改行美國式「競爭力國家」經濟體制，乃得以鹹魚再翻身，肇致2000年開始的「歐洲新復興」新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