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我在上課時，是在房間裡，配著哥哥打遊戲、電話的吵鬧聲，甚至有時候家人都還在睡，我要出門幫家人先買早餐……回房間後，我沒有一個空間能夠擺書或是架著手機抄筆記等等的，時不時家人可能無法諒解『我在上課』，直接開始跟我有衝突，好幾次我關著麥克風、鏡頭，開始小聲委屈的哭著，因為家人根本不尊重我……」
2021年5月中旬台灣因COVID-19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公共場所關閉、飲水機關閉、學校也關了，當台灣迎來一個所有人都必須待在「家」的時刻，卻也是考驗開始的時刻──沒有家的街友在外不只沒水喝甚至可能沒廁所、民間團體極力募集瓶裝水確保人生存最後一道底線，有家的貧困孩子不一定有電腦可以用上課、第一線教師團體在24小時內募集超過100台平板送偏鄉，卻也再次驗證真正的「貧窮」不只是家徒四壁，而是「失去與人的連結」。
「有些人會以為這期間孩子在家上課時家長也在家、透過網路視訊可以得到很多資源，但我們陪伴的孩子，『在家學習』幾乎等於『中斷學習』……」長期陪陪伴偏鄉孩子之「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執行長施惠文說。超過70個全島封鎖的日子，第一線工作者看見人生之難也看見人性之光，1.5公尺社交距離的裂縫下，各種故事都是台灣走過的一頁。
1.5公尺的斷裂：學校全面遠距上課 少女連書桌都沒有、想上課還有家人隨時來吵架
1.5公尺是人們熟知的社交距離，卻也是人與人之間斷裂的距離，而邁入第5年之「貧窮人的台北」特展，即要討論這1.5公尺造成的裂縫、與拚命牽起裂縫的人們。11月5日夜間，長期關注貧窮議題之「人生百味」創辦人朱剛勇與「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執行長施惠文，就在線上講座一起回顧那些「防疫視同作戰」思維下的、貧窮人的處境。
回顧三級警戒那段期間，朱剛勇說，人們無法出門、能接受到的資訊大多來自網路新聞，大概就是看看有多少人染疫、疫苗何時來，但在細碎資訊之間，每一則看似很小的新聞，都對社會上相對弱勢者造成不小影響，「這些（確診）數字都是真的人類，新聞影響到的，也是真實的人。」
5月11日社區感染陸續爆發、萬華成為人們口中「重災區」，5月19日全台灣都進入三級警戒。公共區域、圖書館、車站飲水機、公廁、充電區都被封閉，在家的人或許感受不到哪裡有問題，對生活在外的街友卻是形同陷入沒水喝、廁所被關閉的處境，社福團體第一時間就動員募集物資，「很多無家者會睡網咖、麥當勞，但當時網咖跟餐廳內用都關閉了……很多人都說什麼街友變多了，其實他如果有收入有錢，會選擇去比較舒服安全的地方。」
疫情期間的無家者，成了「待在家」指令下被社會排除最鮮明的一例，不只「待在家」一語看來刺眼，朱剛勇回憶，那段日子社工深夜發物資甚至會看到諸多媒體鏡頭對準睡覺街上的人，好像就等他們吃飯拉下口罩、睡覺拉下口罩，沒做到24小時戴滿就被指責「破口」。
疫情之下，無家之人陷入生活困境、剝奪自由與尊嚴，有家之人卻也未必都能體會「家是唯一的避風港」這話，待在家的日子反而是待在暴風圈。人們以為學校停課也沒關係、有視訊就可以在家上課，走入2021年「貧窮人的台北」線上特展展間，一件件來自貧困兒童與青少年的投稿卻道出「在家」的天大難題，例如以下兩則「逆風劇團」陪伴之青少女投稿──
「因為疫情，原本只有兩人的家增為五個人住一起，常常我在上課時，是在房間裡，配著哥哥打遊戲、電話的吵鬧聲，甚至有時候家人都還在睡，我要出門幫家人先買早餐……回房間後，我沒有一個空間能夠擺書或是架著手機抄筆記等等的，時不時家人可能無法諒解『我在上課』，直接開始跟我有衝突，好幾次我關著麥克風、鏡頭，開始小聲委屈的哭著，因為家人根本不尊重我……」
「因為家裡總是在吵架，對我而言唯有出門的這段時間，我才能夠休息……在三級警戒這段時間，我養成了每天下午兩點打開手機去聽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直播，看著本土確診人數居高不下，內心也開始焦慮不安起來，心想著什麼時候能夠回到原本的生活，一次次的三級警戒延後，家中成員的心情也開始按耐不住，爭吵頻率也逐漸增加，每當發生家中發生爭吵時，不得不說我真的很慌，在疫情很嚴峻無法出門的時候，我只能躲在房間，縮在一個角落盼望著這場爭執能夠快點結束……」
朱剛勇說，過往「貧窮人的台北」較多是與「大的人類」溝通，但當今年特展許多投稿來自「小的人類」、即兒童與青少年，「這些疫情故事很超出我的想像跟理解，『小的人類』對社會的理解絕對不輸給活的比較多的人，有時透過他們眼睛，看到的是很澄清的……」
或許就如台北市安康社區陪伴貧困家庭之「微光盒子」其中一個孩子投稿，他用粉彩創作一幅畫，畫作主角是躺在孤寂夜空下的一個玻璃瓶，瓶子裡滿滿螢火蟲、有被困住的也有拚命想飛出來的，孩子對這畫的註解是，「那個破璃罐是全世界，螢火蟲是全世界的人」──孩子年紀小不代表不懂事，三級警戒70幾個日子的台灣發生什麼變化，他們清晰看在眼裡。
疫情期間家暴通報銳減 第一線教師警鈴大作：有多少孩子面對辛苦，而沒有人知道？
在「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TFT）」執行長施惠文看來，疫情叫所有人都待在家，不只排除沒有家的人，5月份的教育場所也等同被投下震撼彈。那時所有學校瞬間關閉，雖然教育部說「停課不停學」，不停學，其實也有不少人因此被排除。
疫情期間孩子都停課在家，但不是每一個家長都可以遠距上班、透過網路視訊工作。施惠文說，TFT陪伴的家庭很多都是家長在外工作無法回家，從事的大半不是坐辦公室、要維持生計就必須出門，這情況下孩子在家就形同無人關照，連基本資源都不知何處去拿。
全國停課當下，大多人關心的是明天數學課怎麼辦、國文課怎麼辦、教育部有哪些課程資料、可以去哪裡看直播，但長期培訓年輕教師、實地投入偏鄉的Teach for Taiwan，當下最直接想到的就是「孩子午餐怎麼辦」──有太多貧困孩子的三餐仰賴學校提供，家人不一定在家、就算在家也不一定有條件好好照顧孩子，學校這個支撐三餐之處，就隨疫情消失了。
疫情打亂的不只是學校，還有大人的處境──施惠文說，TFT服務區域很多家長都是工作不穩定、臨時工為主、有做才有錢，甚至很多都是在觀光區、家庭生計來源等於觀光收入，當疫情期間一個觀光客都沒有，經濟衝擊絕對大大影響大人的情緒、壓力激增，想著「明天怎麼生活」，就可能與孩子發生衝突。
據「兒福聯盟」數據，三級警戒以來家暴通報案量遠低於過往。施惠文說，雖然好像可以樂觀地想孩子跟家長24小時待在一起、說不一定感情變好了，任何第一線工作者看到家暴「數字」減少的狀況，恐怕都會倒抽一口冷氣。
「事實上，多數兒少家暴通報來自學校，可能老師發現他來上學不對勁、有明顯傷痕，但當學校關閉，孩子會失去最後安全網與示警系統──通報案件減少這真的讓我們很擔心，這不代表大家相安無事、太平盛世，我們會忍不住想：有多少孩子面對辛苦，而沒有人知道？」
連生活都成為難關，學習就更為遙遠。「線上課程」看似一種趨勢，施惠文看見的是，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連生存基本條件都待協助，更不用說一個適合學習的環境、看線上課程的電腦與3C──回顧當初三級警戒，TFT第一時間就請所有服務學校的老師去了解孩子還缺多少數位設備、24小時就募到100台平板電腦分送到各校，這看似壯舉，施惠文卻深知，全台灣孩子面臨的學習黑洞遠超乎想像。
「我們服務40多所很小的偏鄉學校、一個學校大多只有30–50個學生，即便我們快速盤點都有這樣大的設備缺口，全台灣有多少孩子連數位上課的基本門檻都沒有呢？尤其我們服務地區很多網路線沒到達，就算有到頻寬也才100mB、可能大家一起視訊就當掉、不能動……」
即便孩子可以順利用電腦、平板或手機上課，也未必能排除家中的干擾，當一家人因疫情被迫處於小小空間，摩擦就會不斷發生。一如前述「逆風劇團」少女投稿，明明在家上課還要幫忙打掃幫忙買早餐、家人不理解少女正在上課還跑來吵架，朱剛勇說，在萬華的「台灣社區實踐協會」也有孩子一直看手機就被媽媽唸、罵說幹嘛手機玩整天，但孩子其實是在上課──當一個家庭空間有限，孩子沒有獨立空間、受疫情影響不斷與大人待在一起，就連學習都可能是難題。
各種困難都不是數位科技就能解決的。即便如今看似「數位時代」，朱剛勇引用政委唐鳳所言，「『數位政委』就是有『好幾位』政委」，科技時代的許多事，依然是需要靠「人」串聯起來的：「我們講『數位』好像不需要這麼多『人』，但真正重要的仍是人可以牽住人、一個拉著一個……」施惠文也說：「人如何牽住人變得很重要，如果所有資訊都請你斷開跟人的距離，這斷開，有多少人會因為你一放手就掉下去呢？」疫情期間「人」如何好好陪伴「人」，便成了考驗。
「最黑暗的時代就是這些光芒點點閃耀」第一線教師自主動員 讓每個孩子安心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面對疫情期間1.5公尺社交距離下的裂縫，各地大大小小社福團體就是這樣，幾十位、幾百位，一起把人牽起來，聚集成為裂縫之中的光──就朱剛勇所見，在被視為「重災區」之萬華、長期陪伴貧困家庭的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為解決貧窮者生活問題募集物資、在發物資的短短10分鐘把握時間問每個家庭近況、是否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在遠離大城市、長期陪伴貧困原住民家庭的三峽樂窩協會，社工想跟部落長輩買菜當物資支援貧困家庭，才發現阿嬤早已經把菜送出去了，「我們社會講求科技，但這過程也看見『人』的必要性。」
一如許多社工在疫情爆發第一時間走上街頭，施惠文說，TFT在偏鄉教育第一線的老師亦是如此──他們最關心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如果他明天就不來學校，我怎麼走進他家，怎麼讓他阿嬤父母知道他明天就不在家、要空個空間桌面讓他可以上課、8點請他起床？「這連結要做，如果不走進家庭溝通，你可能接下來3個月就看不到這孩子……」
施惠文說台灣是比較幸運的，疫情較晚爆發、多了一點時間可以去準備，TFT從2020年就開始模擬遠距居家辦公、老師遠距教學準備、帶孩子去練習，但即便如此，「疫情發生當下你會知道，這些只有你做沒有用，學校一些資深老師對數位工具不熟悉，你要教會他去教孩子……不只要搞定自己的班級，還要帶著老師去設定zoom、怎麼開怎麼設連結發群組，也包括家長，要一通通電話跟家長說聯絡簿怎麼用、作業哪裡看……」
那是一個讓很多老師忙到連哭累都沒力氣的時期，卻也是最容易看見人的力量的時期。施惠文說，那時期會看到很在意孩子的老師們主動動起來，不是學校任何主管要求他去做、更不是TFT要求去做，而是自主動員。
為了連結好一些曾經待過幫派、可能因疫情回頭的孩子，朱剛勇說有民間團體從社工變身直播主、每天上線打遊戲跟孩子維持聯繫，施惠文也說，「我們老師也常打遊戲耶！他們不知道學生安不安全、在不在家，但他知道學生玩什麼遊戲，就說等等我們線上見、吃晚餐了嗎、怎麼可以打這麼久──透過這陪伴過程，他也可以確保孩子是不是安全的、有沒有人在照顧。」
最後談起何謂「貧窮」，在施惠文看來，這不是許多人以為的家徒四壁、一無所有、沒錢吃營養午餐，而是「失去連結」──人會需要知道外頭的世界、知道各種機會、有人可以交心可依靠、有自信知道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但在TFT陪伴的許多偏鄉孩子很難有強大的「連結」，可能因為焦慮而拚命追求自己想要的，甚至可能已經忘記、不奢望自己可以去擁有什麼，「貧窮會在這人身上留下印記，不一定是他今天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這印記會影響人一生，他長大過程中做的選擇……」
在施惠文看來，「破除教育不平等」不只是讓所有孩子有大學文憑、有穩定工作自給自足，教育的本質是要培養孩子成為完整的「人」──不只追求溫飽，更要追求每個孩子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擁有對世界的想像、自己的期待，「讓每個孩子有自由發展的機會，而非替他定義別無選擇的未來。」
「我希望，如果社會能有點條件，每個人被認識的時候，都不會是在他最壞的時候。」朱剛勇說，而施惠文也很認同，每個人身上都有光、只是被一些灰塵蓋住，如果這些光芒被看見，能量就會被激發得更強，「如果我們可以把光激發出來、聚在一起，最黑暗的時代就是這些光芒點點閃耀、彼此相認……」
一場疫情更深刻照出貧窮者面臨的各種困境，卻也一點點找出人們身上的光芒。即便疫情過去，困境也依然存在於台灣社會各處，幸好最黑暗的時代仍有光，他們會持續一點一點、一點一點，接住一個個生命。
了解更多疫情期間貧窮者日常、看見人性之光，請參考線上展覽「2021貧窮人的台北－1.5公尺的裂縫」（連結）。展期為10月28日至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