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議，各國可以統一國際溫室氣體排放稅，理論上，無論公司位在哪個地方，都要繳交相同的稅率，所以排放大量碳的公司，就必須支付更高額的稅金，投資者因此會認為這家公司的回報率低。他認為，比起參考信評機構ESG和SDG指標，這個方法能讓投資者更好地分配他們的投資組合。
另一個可能的方法則是建立一個統一的綠色信用評等機構。吉野直行說，如果投資者有一個全球性的綠色評等可以參考，就更容易找到資產最佳配置。
綠色債券的定義在不同地區定義也差異甚大。吉野直行說：「有一個明確、統一的綠色債券定義相當重要，我們必須慢慢導正目前扭曲的資產分配，讓更優良的公司能夠發行真正的綠色債券。」
關注國家財政永續性
最後，吉野直行提到了保羅．多瑪（Paul Domar）1944年提出的財政永續性條件。如果公共債務成長速度不超過經濟的成長速度，那麼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就能保持穩定，反之亦然。他指出，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貨幣，美國的政府債券需求也是全球性的，那麼使用多瑪提出的條件來檢視美國的財政永續性，是很合理的。
然而，其他國家對本地貨幣債券的需求有限，因此美國以外的國家，一般來說，不能拿以供給方為主的多瑪條件來看各國政府預算的穩定程度。像希臘和日本就是好例子，這兩國的債務占GDP比重都非常高，但財政永續性的水準卻相差甚大。吉野直行指出，日本的財政永續性就很穩定，但希臘卻破產了。
這個差異是因為，不同國家的政府債券需求不同。日本9成以上的政府債券掌握在本國投資者手上，而當年希臘破產之時，其債券市場7成的投資者是外國人。因為海外投資者比例太高，希臘政府債券的利率飆升，導致了該國在2015年未能如期還清債務。
＊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