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開始更多地關注女性與痛苦的關係。她想到古代人沒有麻醉和止痛藥，對痛苦的承受力好像很高，但現代人對痛苦卻是迴避的。「以前很多自然的儀式、割禮，你知道從小到大要經歷很多痛苦。」而這些經歷的減少，會讓人對他人的痛苦不敏銳。「因為身體和心靈是互相呼應的。」
對於迴避痛苦的現代人，她在書中這樣形容：「人們不想面對不能控制、難以明瞭的命運，亦不願深入體會人生的條件與莫明的真實，寧願活在暫且仍可張羅的美食、可裹身的舒適，以及使感官滿足的即食娛樂和旅途的繁花觀景裡，讓手機說明及證明了此生的幸福。」
她也在書中多次寫到出生於南斯拉夫的行為藝術家阿巴拉莫維（台譯：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阿巴拉莫維的行為藝術常常以自虐或令他人傷害自己身體的方式，來表現痛苦。「阿巴拉莫維認為身體的痛苦是穿過牆壁以及走進秘密之門，當人知道如何控制肉身的痛楚，即能調較忍受痛苦的程度，那麼恐懼便會相對減少。如此，經過自然分娩的女人便相當勇敢。」
許多女性藝術家都有類似的嘗試，把負面的感受與自己的存在扣上意義的關聯。「因為她們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很多限制，沒辦法尋找到自己，唯有在身體上做出一種宣洩。」
在自己經歷了生育的痛苦和切除子宮的手術之後，文潔華對這些藝術作品也有了更深的感受。藝術關於人性，自己人生經歷多，對人性的感受也自然加深。而在藝術之外，她也更理解人生、社會的變化。「看社會的變化，社會的運動，聽戰爭的報導，特別是疫情之後，我們明白有些事真的會發生。」她說，「如果有人告訴你，他很痛苦，你為何要覺得很奇怪呢？如果有人說不開心，你又何必急於糾正他呢？」
她書中也有少少筆墨提及香港的政治變化。2014年，她在社會運動期間觀看了演出《怒滾狂舞》，感受到台上台下的受壓迫者憤怒的舞蹈。她引述所羅門對憤怒的理解，憤怒是「看待世界的一層底色」，憤怒的人可以「發出力量和抵禦的訊號，甚至扭轉自己脆弱的處境」。
「這麼多人上街，這麼多人離開家在街上紮營生活，這是因為我愛我的城市。」她說，我愛故我在。「我愛我在，就是我關心，所以我在。我愛一班人一齊，共同的信念，也愛周圍的大家，愛一些我特別有感受的人物。」所以貫穿全書的，雖然沒有明言，但其實也是「愛」。
這些愛與痛苦，身體的記憶與意義，組成了她的人生，定義了她的書寫。而對於自己身體感知的他人生命與藝術作品，她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 ：「美感經驗乃自我變革的主要渠道，因為生命自身便是一件藝術品。」
《緣身記》是記憶的集合，是人生的觀賞集。她觀賞他人的人生，觀賞藝術作品，也觀賞自己，寫下身體想要說的話，僅此而已。這樣的書寫也是她生命的寫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