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其琪（自由撰稿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在讀博士生）
48歲的時候，文潔華患上癌症，做了三次手術，失去了重要的女性生殖器官。那是她人生第二次經歷因為女身而來的巨大痛楚，前一次是生育。那個曾經讓她很痛的器官，如今徹底離開了她。
此後二十多年，她感覺到自己和世界的變化。「我整個人變得非常平靜，沒有了以前常常因為要來經期的動蕩情緒。」不再有經期的女人，看世界原來也不一樣。「我世界的顏色突然之間變淡了。」她說，「可是我也覺得自己冷靜了，成熟了。」
她本是研究比較美學與女性主義哲學、藝術的學者，十幾年前，她把研究領域擴展到身體與肉身的哲學思考。如今她已過了退休的年紀，仍是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總監與人文學講座教授。
文潔華：《#粵語 的 #政治： #香港 #語言 #文化 的 #異質》
— VictorFok Reader 霍偉雄 (@VictorFok_books) November 24, 2020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4).
"1950年後出生的 #閩南人 逐漸改說 #粵語。"
"全香港只有大約5% 的人口懂得聽和講 #客家話。"https://t.co/3gZkl09Tbq
When I was a boy, those who did not speak Cantonese were not served in small shops. pic.twitter.com/eTTeUQ4Le4
源於這種「女身思考」的新書《緣身記》，分四輯收錄77篇散文，記述她過去半生中對人生際遇、藝術作品與親愛之人的感受與哲學思考。她在序言中說，情愫、脆弱與思考融為一體，形塑了她存在的厚度。
「我跟我的身體有不可分割的緣分。」她做身體研究的基本信念，也是她寫作的主題：「我與身體同在，經歷快樂或悲哀或憂愁，我的身體跟我並存，我就是它，它也就是我。」如果沒有了身體，只有抽象的哲學觀念，那不是她最嚮往的世界。
「我嚮往一個有瑕疵，但是有感受的世界，這就是身體賦予我的。」
緣身、記憶與女性寫作
「我思故我在。」每一個讀哲學的人都會記得笛卡爾的這句話。但文潔華有點厭倦了。「我們忘了我們的思考、感受、概念和世界觀，離不開我們身體的階段和我們存在的情況。」那不單只是思維中的「我」。於是，她突然間想起「緣身」這個詞。
她覺得女性的寫作一定有身體的元素，跟生理結構有很密切的關係。「沒有一個概念和情感是離得開身體的，也沒有一個身體可以離開社會的建構和性別。」就算是在腦中思考論證的過程，也離不開身體。
從出生開始，「人家把我們當做一個女的身體來處理、看待、期待和判斷，我自己也這樣看自己。」每個女性從小到大發育，每個月來月經，還會經歷許多婦科相關的問題。她感知到每個狀態都和身體的感覺有關。失去生殖器官之後，當她再看到情慾很澎湃的作品，身體的感覺就和從前不再一樣。「因為我身體沒有了那些可以對情慾有感覺的器官，我的身體不能夠跟著它。」但人的身體是有記憶的，她還可以用想象和過去幾十年的回憶去告訴自己，情慾是怎樣一回事。
多年前，她還在讀碩士時，被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覺現象學」所吸引。她簡單解釋，當我們面前擺了一杯水，把杯子拿過來喝水，「我們對那杯水的感知不是二度空間的，而是整個身體的感知。」身體與水、水杯的互動，手指握住水杯的觸感，嘴唇與舌尖觸碰水的溫度，喉嚨吞嚥的感覺，喝這杯水的時候你想到的事……你意識到有什麼東西在我們與這杯水之間，讓我們能夠感知它，而那就是你的身體。
她去看電影，看展覽，讓身體帶著她去探索，然後產生強烈的感受。這樣的感受因為結合了思考與身體的記憶，所以即使多年後，也很難忘記。重要的是「意義」，就像她三十年後想起和初戀男友的第一次牽手，「我們拖手經過的地方是一個墳場，我當時很開心，也很緊張」。墳場的場景，緊張的心情，這些零碎的記憶之所以會留下來，是因為當時的身體感受有了「意義」。
也正是因為如此，有時候，一個味道，一種氣味，就能喚醒人的許多記憶。「這些都是你身體的記憶，是曾經心動過的。現在年紀大了不一定會心動，但有心動的記憶是非常 visible（可見）的。」所以她總說，心是沒有年紀的。身體會老，但心靈卻可以跳躍到身體以外。
她的寫作從感受出發，她不想做「坐在輪椅上的哲學家」，「只是想，好像計算一個數字一樣，很抽象」。《緣身記》的寫作不是像哲學論文一樣去論證「身體有A的反應，去影響她B的思想」。「是身體的感覺在寫作時，自然地漂浮出來。」那瞬間她明白，原來她寫下的，不是什麼精心設計的、抽象的論證，只是她身體很想表達的某些東西。
子宮、痛苦與「我愛我在」
幾年前，文潔華的舅父突然很鄭重地約她去飲茶，然後給了她一張照片。那照片是她母親30歲時，懷著她4個月，到影樓去拍攝的。母親紮著兩條辮子，穿著白襯衫、白襪子，安靜地坐在椅子上，手上拿一本翻開的書，眼睛望著鏡頭。
那眼神好像很有期盼，很有氣質，和文潔華記憶中的母親很不一樣。她2歲時，剛剛開始記事，母親就患上癌症，兩年後去世。因此，她記憶中的母親總是衰弱、孤獨、無力的，沒有頭髮，連抱起她的力氣都沒有。
「她在她的過去想像著我的將來，而我在這個當下，又想像著昔日在拍照的她。」她在書中寫道。她把這張照片放在書桌上，當她寫作時，母親的雙眼似乎在看著她。
成為母親，經歷生育，會給女性帶來多大的轉變？直到她自己也生下女兒，身體的感覺才令她真正明白。她是自然生產，經歷了十級陣痛。「很多恐懼，因為你不知道到底要開到幾度才能生出來，到底能不能生出來。那些一陣一陣的痛苦，是跟死亡的搏鬥。」她甚至感受到「宇宙的力量」。「自然裡面生育的過程，每一個物種都會有，而我們不是卵生，要造就一個生命安全出生，就會有極大的痛楚。」而這種痛楚又不是外來的，是從裡面來的，越來越升級的痛楚。
生完之後，她覺得自己完成了一場仗。她相信每一個生育過的女人都會覺得自己經歷的事是很有深度、重量和意義的。「是大自然和宇宙委託你做這件事，過程很 amazing。」
她也開始更多地關注女性與痛苦的關係。她想到古代人沒有麻醉和止痛藥，對痛苦的承受力好像很高，但現代人對痛苦卻是迴避的。「以前很多自然的儀式、割禮，你知道從小到大要經歷很多痛苦。」而這些經歷的減少，會讓人對他人的痛苦不敏銳。「因為身體和心靈是互相呼應的。」
對於迴避痛苦的現代人，她在書中這樣形容：「人們不想面對不能控制、難以明瞭的命運，亦不願深入體會人生的條件與莫明的真實，寧願活在暫且仍可張羅的美食、可裹身的舒適，以及使感官滿足的即食娛樂和旅途的繁花觀景裡，讓手機說明及證明了此生的幸福。」
她也在書中多次寫到出生於南斯拉夫的行為藝術家阿巴拉莫維（台譯：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阿巴拉莫維的行為藝術常常以自虐或令他人傷害自己身體的方式，來表現痛苦。「阿巴拉莫維認為身體的痛苦是穿過牆壁以及走進秘密之門，當人知道如何控制肉身的痛楚，即能調較忍受痛苦的程度，那麼恐懼便會相對減少。如此，經過自然分娩的女人便相當勇敢。」
許多女性藝術家都有類似的嘗試，把負面的感受與自己的存在扣上意義的關聯。「因為她們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很多限制，沒辦法尋找到自己，唯有在身體上做出一種宣洩。」
在自己經歷了生育的痛苦和切除子宮的手術之後，文潔華對這些藝術作品也有了更深的感受。藝術關於人性，自己人生經歷多，對人性的感受也自然加深。而在藝術之外，她也更理解人生、社會的變化。「看社會的變化，社會的運動，聽戰爭的報導，特別是疫情之後，我們明白有些事真的會發生。」她說，「如果有人告訴你，他很痛苦，你為何要覺得很奇怪呢？如果有人說不開心，你又何必急於糾正他呢？」
她書中也有少少筆墨提及香港的政治變化。2014年，她在社會運動期間觀看了演出《怒滾狂舞》，感受到台上台下的受壓迫者憤怒的舞蹈。她引述所羅門對憤怒的理解，憤怒是「看待世界的一層底色」，憤怒的人可以「發出力量和抵禦的訊號，甚至扭轉自己脆弱的處境」。
「這麼多人上街，這麼多人離開家在街上紮營生活，這是因為我愛我的城市。」她說，我愛故我在。「我愛我在，就是我關心，所以我在。我愛一班人一齊，共同的信念，也愛周圍的大家，愛一些我特別有感受的人物。」所以貫穿全書的，雖然沒有明言，但其實也是「愛」。
這些愛與痛苦，身體的記憶與意義，組成了她的人生，定義了她的書寫。而對於自己身體感知的他人生命與藝術作品，她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 ：「美感經驗乃自我變革的主要渠道，因為生命自身便是一件藝術品。」
《緣身記》是記憶的集合，是人生的觀賞集。她觀賞他人的人生，觀賞藝術作品，也觀賞自己，寫下身體想要說的話，僅此而已。這樣的書寫也是她生命的寫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