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投資、貿易都有極佳表現之餘，最大挑戰之一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淨零排放目標與環保問題，二是難以隨經濟成長改善的薪資水準與勞動條件。加入CPTPP，正是解決問題的最佳外來驅動力。
台灣為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多年的努力總算正式遞件申請，邁出重要一步。不同於一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總難免有國內各種支持、反對的爭議，對於加入CPTPP，從馬政府多年前宣示的「8年入T（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開始，台灣各界的共識度極高，無論朝野政黨或產業界普遍認同這是台灣深化經濟整合、接軌國際經濟的重要里程碑。
加入CPTPP對台灣的意義，除了深化經濟整合、確保以經貿立國的台灣得以與主要經貿大國共享市場與遊戲規則之外，對於台灣經濟的脫胎換骨也至為重要。回顧過往，台灣經濟體質與結構的優化轉型幾乎都來自外來因素的驅動，如在美國「要求」下的金融自由化或加入WTO。這是因為國內各種利害關係的牽絆掣肘，往往使得革新不易、轉型困難。因此，積極把握或創造各種有利於經濟脫胎換骨的外在驅動力至為重要。
加入CPTPP正是類似金融自由化或加入WTO的「壯舉」，可望將台灣經濟再次提升。台北市長柯文哲「警告」加入CPTPP將如海嘯來襲，雖然言過其實，但即使如此，也無須遲疑，當年台灣加入WTO也如海嘯來襲，但藉由WTO的資訊科技協定（ITA），台灣更得以打造成現今的科技王國。在野黨認為，台灣遞件申請加入CPTPP是在中國遞件申請壓力下的急就章行為，但何嘗不是外來驅動力促使台灣經濟邁進的另一實例。
參與背景與思維 台、日最相似
對於參與CPTPP的背景與思維，台灣應該與日本最為類似，也最有值得參考之處。CPTPP的前身TPP在2010年啟動談判，主導的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得以在卸任前的2015年順利完成本世紀第一個、全球最大經濟規模的區域貿易協定TPP，最大關鍵正是日本的加入。
而促使安倍政權在2012年上台後，寧可得罪農會系統的傳統票倉，打出「平成開國」貿易政策，逆轉盛行的「TPP亡國論」，力主貿易開放、區域經貿整合，關鍵因素一是來自與中國之間的經貿矛盾——2012年中國爆發嚴重反日示威、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整合概念，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不斷打擊日中在經濟關係上的互信互利空間，也深化了雙方在亞洲經貿地位的對立關係；二是日本高齡少子化帶來消費市場萎縮風險。
對日本而言，加入TPP不只來自於外患，同時也來自於內憂。根據當年的推估，日本2060年人口將跌至8000多萬人，在面對未來可能消失的近4000萬內需消費人口以及青壯年背負照護扶養壓力，日本政府希望能藉由TPP這個以亞太高所得經濟體所構成的自由經貿區，來擺脫現行產品與中、韓的市場與價格競爭，更希望藉由與日本同質性較高的消費市場，來加速具備尖端技術優勢的醫療、機器人、綠能等次世代需求產業的普及，並擴大其在全球市場規模。也因此，日本在近5年前川普放棄TPP時，立即放棄期待，轉而主導轉型TPP成為CPTPP，背後自有貿易與產業戰略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