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兩強博弈，正由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戰轉為拜登（Joe Biden）的氣候戰，而聯合國也將於10月31日至11月12日舉辦COP26氣候峰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第26次締約國會議），顯示氣候外交即將主導建構一種新的國際格局。
雖然總統蔡英文已於國慶演說宣示台灣以2050淨零排放為目標，但是政府各部門至今規畫不出可信的執行路徑圖，其關鍵在於台灣仍將氣候變遷當作環保議題，缺乏將之升高視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宏觀企圖，這個責任不在蔡政府，而在蔡總統。
歐盟已於日前宣布，自2023年開始將對進口產品徵收碳稅，可見以「碳壁壘」建構國際貿易新規則的時代即將來臨。氣候政策不再只是台灣的環境正義課題，而是台灣在新的國際貿易規中如何求存並提高競爭力的難題。台灣在這方面的2大競爭對手，韓國與中國的國家碳戰略以及其領導人的氣候行動，都應該值得我們參考：
韓國文在寅
大約比蔡總統提早1年，文在寅總統在2020年11月出席「2050 碳中和政府戰略會議」時，宣布將建立隸屬於總統府管轄的「碳中和委員會」，研擬全方位的「綠色新政基本法」，隔月便公布「2050 碳中和促進戰略」，並將2030年的中期減量目標由26%提升至40%，提交予聯合國報備。
中國習近平
台灣對岸的習近平主席，則是在2020年9月出席聯合國大會時，首次提出中國的雙碳目標：
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中國主管氣候政策的是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強調實現雙碳目標是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發改委為中國設計的減碳路徑中，一舉在7個主要城市成立了7個排放權交易所，這個策略顯然是借鏡歐盟的碳交易機制，並且試圖彎道超車，以中國作為世界第一碳排放國的超大量體，同時引入市場機制與金融手段，企圖讓中國的「和平崛起」轉為「綠色崛起」。
反觀台灣，主管氣候政策的環保署，目前為2030年的中期減量目標制定了保守的20%。至於達成此目標的方法，環保署在這個月剛剛嘗試提出碳權交易所的想法，就在金管會踢了鐵板，被金管會以碳權不是金融商品打槍。環保署也準備將目前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改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中新增兩項比較具體的措施，一是徵收企業碳費，二是產品碳標章。簡言之，還是侷限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環保思維，以增加成本的方式要求企業配合達成減碳目標，只是以環保署相對弱勢的現實來看，其他強勢部會的配合度如何，參考金管會應該就可以知其大概，畢竟多數企業碰到環保責任，向來是能拖就拖，能免更好。
不在國際舞台上同個高度 台灣就難與全球達成同個減碳目標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自2005年生效，其中最獨特的創舉是將資本主義的市場手段引入環保領域，也就是碳交易機制，其科學原理立基於溫室效應影響的是整個地球，在地球的任何一個地方減碳，其效果都是一樣的，因此，成本高的國家可以協助成本低的國家減排，成本高的企業可以協助成本低的企業減排，這是一種雙贏的機制，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得以較低成本完成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減排也不再是增加環保成本，而是得以出售的碳資產。
不幸的是，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無緣參與京都議定書的碳交易機制，環保署的難為確實需要國人理解。氣候政策是跨部門的業務，蔡總統如果真要把碳減排當作硬指標，顯然有必要從國家發展的戰略角度定位氣候政策，提高政府主管部門的層級，並以此思考台灣在全球氣候行動中突破困局的可能性。
舉例而言，當前氣候行動的主流是聯合國京都議定書的碳交易機制，歐盟搶佔了主導權。美國則自創了另外一套自願減排機制，中國更是企圖強大，不但兩種機制並行，法源也都早已頒布。台灣雖然暫時無緣於京都機制，參與以美國為首的自願減排機制卻不無機會，只是需要與很多工業發達國家進行雙邊談判。
所幸當前的台灣正迎來前所未有的外交機遇，蔡總統也許可以走「氣候外交」路線，或許能為台灣找出突破國際碳壁壘的路徑，試想，美日歐盟等國家的企業減排，其成本必然高於台灣，如果由台灣的企業進行減排，再將減排額度賣給這些企業，這種雙贏的碳交易機制，不正是台灣轉危機為機會的一種可能嗎？
台灣的碳戰略果真如此重新定位的話，關鍵部門就不在環保署，甚至也不在經濟部，而是意料之外的外交部。不過，外交部的駐外人員現在有多少人了解所謂的碳交易機制？這就是台灣當前的現實問題，我們在全球氣候行動中已經落後了，如果再不急起直追，別說加入CPTPP了，台灣甚至有可能成為全球氣候行動負面示範的一個孤島。
氣候政策事涉多方，需要政府有更高的國家發展戰略視野，這顯然已經超出環保署的業務職掌，與其求全責備於環保署，由蔡總統發揮國際談判專長，帶領台灣走出碳困境，迎來碳機遇，或許會更符合多數國人的期待吧。
＊作者為綠色消費者基金會副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