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之間持續數年的貿易戰讓中國領導人確信，中國需要加快步伐擴大國內消費市場，以減輕西方需求轉變對本國經濟的衝擊。
然而，新冠疫情把中國引向了相反的方向，使出口成為多年來最大的增長動力，西方購物支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在上升。隨著疫情接近進入第三個年頭，中國領導人努力試圖解決的經濟失衡問題正因此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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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費支出在疫情期間迅速回升，但中國的消費卻依然乏力。中國零售銷售仍未重現疫情之前那樣的快速增長。該國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年同期增長4.4%，增幅遠低於2019年全年的8%。
這種疲軟背後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發放刺激款項，因此消費者沒有多餘的現金。此外，這也反映了一種增加儲蓄的長期趨勢，許多中國人決定在局面存在不確定之際把錢存起來，特別是在對疫情暴發的擔憂揮之不去的情況下。
然而，中國的出口卻大放異彩。西方對筆記型電腦、家具和自行車等商品的需求激增。由於疫情威脅到亞洲其他製造基地的生產，包括越南和馬來西亞，中國2020年在全球出口中佔據的份額達到了15%的紀錄水準平，預計今年佔比將更大。
出口激增在短期內對中國是有利的，有助於在整個疫情期間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
但越來越清楚的是，新冠疫情已經導致中國重新平衡國內經濟的目標受挫，中國希望降低本國經濟對出口以及基建支出和房地產的依賴程度。房地產是導致中國債務問題的原因之一。
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加深也有可能重新引發貿易緊張局勢。2020年，中國對全球的貿易順差達到了5,350億美元的多年高點，對美國的順差較上年擴大了7%，達到3,170億美元。今年9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上升到420億美元的月度紀錄。
「某種程度而言，新冠疫情放大了中國經濟的某些不平衡之處，」世界銀行駐北京的首席中國經濟學家Sebastian Eckardt說。「中國不能再回到依賴出口作為主要增長引擎的老路上去。」
中國領導人對這些風險心知肚明，十多年來他們一直將促進國內需求作為優先要務。
去年，促內需努力更是緊鑼密鼓，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了「國內大循環」計劃，將國內消費作為中國的主要增長來源之一，同時減少對外國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不過中國消費者並未配合。
「新冠疫情改變了中國人的心理、影響了他們的消費信心，」荷蘭安智銀行（ING Bank）駐香港的經濟學家彭藹嬈（Iris Pang）說。
除了對暴發新疫情的擔憂，許多中國消費者還擔心收入增長疲弱，除工廠之外的其他領域就業前景也並不樂觀。最近幾個月，中國監管部門接連整頓利潤豐厚的行業，包括教培公司以及螞蟻集團（Ant Group Co.）和滴滴（Didi Global Inc., DIDI）等科技企業，這加劇了中國年輕人對工作機會的擔憂，影響了他們的消費意願。
對房地產行業的打壓引發了一些經濟學家和房產所有者的擔憂，他們擔心房地產市場可能出現回調。購買房地產是中國家庭一種熱門的財富保存方式。
中國的儲蓄率遠高於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而且瑞銀（UBS）的一項調查顯示，這一儲蓄率已從2020年的43.2%和2019年的40.6%攀升至今年5月的45.2%。
在上海，Liu Kai今年開始更頻繁地推掉晚上的飯局和酒局。他稱自己的業務進展不佳，這些業務涉及向中國買家出售柬埔寨金邊的公寓。自疫情暴發以來，由於客戶無法前往金邊，銷售下降了90%以上。
Liu說，他的基本月薪約為4,000美元，由於底薪之外的佣金收入大減，他的儲蓄計劃未能很好完成。
29歲的Liu表示，如果到月底時沒能存下點錢，他會覺得有點害怕。他正在考慮轉行，他說，要是換工作的話，掙的錢可能變少，因為不得不從頭開始打拼。
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捂緊錢包，消費活動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正愈發減少。2020年居民消費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佔比是38.1%，為201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低於2019年的39.2%。
相比之下，在美國，到2020年底時，個人消費佔美國GDP的比重為67.4%，與2019年持平。這個比例在今年6月進一步攀升至69%。
研究人員和經濟學家表示，想讓中國家庭增加消費支出，需要解決棘手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持續的不平等和社會安全保障廣泛缺乏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許多家庭希望存更多現金，以備不時之需。
中國領導人正在高調宣傳一項被稱為「共同富裕」的新的優先政策，以期更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該倡議的目標包括提高人均收入，最終或為中國經濟的再平衡提供助力。
不過，該倡議可能包括提高稅收，並將財富從更富裕家庭或地方政府重新分配給更普通的中國人，因此從政治角度而言可能引發陣痛。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認為，除非中國家庭在國家整體增長中獲得的份額增多，否則他們的消費能力將繼續受限。但是，諸如改善社會保障網這樣的措施意味著讓家庭變得更富裕將以犧牲地方政府的利益為代價，因為這些項目通常是由地方政府買單。
佩蒂斯表示，從政治上講，將財富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可能相當困難，但將地方政府的資產和收入轉移到家庭手中恐怕要難上加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