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索馬利蘭數月前互設代表處方滿一週年，英國日前即宣布將在包含索馬利蘭在內的非洲等國從事港口建設，以抗衡中俄在當地的勢力。此計畫若發展順利，全面升級後的柏培拉港會進一步推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可能讓至今仍是「地圖上消失的國家」的索馬利蘭，增添其在「非洲之角」的戰略重要性。而台灣在近兩年來逐漸轉型的國際合作發展外交模式，也可能因索馬利蘭未來的經濟奇蹟獲得更多契機以及地區影響力。
眾所週知，中國因「一帶一路」項目給非洲地區帶來的債務問題，甚至令某些非洲國家喪失主權的爭議，已使其名聲受損。以索馬利蘭西北為鄰的吉布地為例：吉布地在2018年將原本簽署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國有企業杜拜環球港務公司（DP World）的多哈雷港強制收歸國有，並交由中國招商局集團經營。早在2013年中國招商局集團便已通過吉布地在違反後者與DP World特許經營協議的情況下取得23.5%的吉布地港口有限公司（PDSA）股份，相當於間接持有多哈雷15.67%的股權。隨著港口國有化，中國招商局也獲得更多控制權。吉布地是在何種利誘驅使下做出此舉暫且不得而知。
儘管之後英國倫敦國際仲裁院曾7次裁決吉布地收回港口的行為不合法以及其和DP World的合資協議仍然有效，但中吉雙方都對此熟視無睹。此外，中國出錢為吉布地蓋建基礎設施，使該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已超過國內GDP的70%。這種種既預示吉布地正面臨被中國支配的危機，也揭露了參與「一帶一路」要付出的沈重代價。
因與中國合作「一帶一路」而更身陷險境的非洲國家，恐怕是自疫情爆發以來，便因債務違約問題而債台高築的尚比亞。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產國的最大債權人便是虎視眈眈的中國。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中國與非洲研究所估計，尚比亞積欠中國的債務約達66億美元，比先前尚比亞政府公布的34億高出幾乎兩倍，且尚不包含還在不斷連帶增生的違約金與利息。這樣驚人的天價債務，經濟已然搖搖欲墜的尚比亞怕是無力償還。若最終無法獲得國際金融組織的緩解，又找不到有財力和技術的投資合夥人，很可能致使這座政府背負巨債收歸國有、極具戰略資產價值的銅礦場，最終落入中國手中。
相較於中國「一帶一路」輸出非洲的「外交債務陷阱」，台灣與索馬利蘭透過農業、醫療、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度合作發展模式，可能為台灣打開先例，讓其跳脫過去以「漢賊不兩立」的冷戰策略為主的外交困境。
其實正式轉向合作發展的外交模式，對台灣發展外交長遠下來有利無弊的態勢並非無跡可尋。目前旅居台灣並在東亞農業博覽會上代表馬拉威的布魯斯，父親是前菸草控制委員會總經理。他在談及中國與台灣在非洲外交模式上的差異時，說道：「台灣與馬拉威的友誼，是建立在互惠合作、技術交流的基礎上，與中國純粹的物質利益交換相當不同，」這樣的情節，背後的功臣除了台灣早期曾派遣的醫療團隊和農業技術團隊，還有在兩國於2008年斷交後，仍繼續深耕當地教育與社區發展工作的民間團體畢嘉士基金會。
台灣的經濟體小，在財力上自然是遠遠比不上崛起後的中國。過去砸重金蓋建龐大建設的外交手法，顯然終究不是適合台灣的路線。然而，在文化、教育、科技、技術 – 亦即所謂的「軟實力」– 上面的輸出，是台灣的強項，因此在衡量外交資源時，應該更受重視才是。
中國過去幾年來，不僅因「一帶一路」而在非洲飽受批評，在國際其他地區也因基於「戰狼外交」的威脅恫嚇而惡名昭彰。以台灣的新朋友立陶宛為例：立陶宛是在蘇聯的威權統治下，第一個舉旗高喊獨立的國家；其所造成的骨牌效應使其成為中國的借鏡和研究的對象。
因深層的理念價值或長期的互惠交流而結合的友誼，把眼光放遠來看，自然是比單純因物質利益或表淺的立場認同而結合的友誼來得堅固。近來台灣與索馬利蘭、立陶宛等國的外交關係，展現了台灣在外交策略上的突破，以及放眼國際地理政治更深謀遠慮的考量。這些無疑是台灣在後邦交時代下，拋開政治包袱，轉以用更巧妙、靈活的姿態得脫重圍最好的例證。
非洲這片天然資源優渥的土地，在經過殖民時期的歷史傷痕，以及發展中的陣痛後，未來的市場潛力無可限量。馬拉威的例子也讓我們看見，即使是在無法建立正式邦交的國度，台灣仍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和民間團體的努力深耕國與國之間的連結，進而為一直以來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台灣打開國際空間，走出和中國截然不同的外交道路，增添台灣未來在國際舞台上掌握更多話語權的籌碼。
＊作者為自由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