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回歸」中共，在今天的台灣更是不受歡迎的行為，對不起早年捍衛中華民國的先烈不說，中共能否接受台灣統派同時懸掛兩岸旗幟的行為，不將之解讀為「兩國論」，其實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回歸」真正的中國
對於主張台獨的台灣人而言，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等於為台獨運動與西方國家的和解打開了一扇門。接下來台灣人要集中對抗的，就只剩下不顧國際潮流，阻礙台灣以新國家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部分在中華民國外交部服務的本省籍外交官，甚至也為此感到解放，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從此只後只要專心為台灣，而不是整個中國服務了。
還有另外一群台灣人也獲得解脫，那就是主張兩岸應該走向終極統一的統派。當時的統派還未必都是主張「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統」，純粹只是對蔣中正依附美國的現實大感不滿的中華民族主義者。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打自抗戰末期以來，就被納入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世界，但是蔣中正的這個立場，哪怕是他手下的許多外交官都未必贊成。
比如中華民國第二任派駐聯合國的代表蔣廷黻，就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記裡指出：「雖然我投票贊成美國的提案，但我並不是完全樂意的。當然，最好的作法是讓核子武器從這個世界永遠消失。然而，究竟是讓美國或蘇聯擁有這個武器？這個選擇很容易。如果蘇聯比較像樣一點（more decent）的話，我是會樂意加入它的陣營來禁止核子武器的。將來，這個世界也許會後悔美國有這個武器。」
如果連像蔣廷黻這種經歷過反共抗俄的外交官，都對蔣中正「一面倒」力挺美國的政策有所質疑，希望能在美蘇之間保持更為靈活中立的關係，那些本身沒有經歷過國共內戰的外省第二代，或者保有強烈中華意識的本省戰後世代自然更加無法諒解蔣家父子的苦心。尤其是前往海外留學，經歷1970年代釣魚台事件的保釣世代更是如此。
事實上，許多在保釣運動中改變立場，轉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回歸運動」或者「和平統一運動」的台灣留學生，他們本身就在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服務。轉向支持中共的原因，除了民族大義外很大因素是希望能保住在聯合國裡的工作。如果沒有聯合國裡的工作，他們可能失去在美國長久定居的合法權利，並因為參加保釣運動的前科而在返台後遭遇白色恐怖。
所謂「雙重代表權」之爭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和駐聯合國代表劉鍇，在1971年10月25日無助的走出聯合國大會，此一令人難過的歷史畫面，直到今天都還深遠的影響著台灣。有人指控蔣中正父子剛愎自用，堅持不合時宜的「漢賊不兩立」政策，拒絕美國「雙重代表權」提案，才導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子。持這類觀點者，為深綠獨派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