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岡田英弘，（1931年1月24日－2017年5月25日），日本（右翼）歷史學者，專長為滿洲、蒙古史。其妻是同為歷史學家的宮脇淳子。王岐山曾對日裔學福山說，「去年有機會讀一本岡田英弘的歷史書……他對於蒙古的歷史、對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地區的微觀調查做的很好，對於民族語言學有很深的功底……」當然，學界對其評價自有仁智之見。
早餐後去東京大學，偌大的校園裡空無一人，顯得很寂寥，但各處的杜鵑花卻開得熱鬧。從龍岡門進去，經醫學院、圖書館到安田講堂，總共遇到的人不過三四個，都帶著口罩，行色匆匆。進入4月，疫情依然嚴重，安田講堂前那顆巨大的古樹，葉子已經變得翠綠，看到景色變換，不由得有些傷感。
在研究室讀岡田英弘《日本史の誕生》（さくま文庫，東京：築摩書房，2008年第1版，2018年第14次印刷；原書初稿曾經是1994年弓立社出版的），隨便記下一些感想。
這次到日本，打算多讀日本學者的日本史著作。在閱讀中越來越感到，日本史學界對「自古以來的日本」這一說法並不那麼敬畏。前些天，讀村井章介先生的《古琉球》，我還特意寫了一篇長篇的書評【按：後來發表在臺北的《古今論衡》34期】，村井章介就認為，17世紀之前，北海道、對馬島、琉球都不應算在古代日本範圍中。老朋友京都大學教授平田昌司更是和我在郵件中聊天，打趣說，在日本學界看來，琉球原來就是一個被日本侵略的外國。而著名記者辻康吾先生看了我的書評後更直言，沒有任何一個日本學者會誤讀日本現代國家之前的日本史，把這些地方說成是日本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所以，一定要有歷史意識，分清「前國家史」和「國家史」。
岡田英弘大概也是這樣。如果你看到岡田英弘《日本史的誕生》中居然說，「倭國是中國世界的一部份」、「邪馬台國是中國的一部份」，大概中國讀者會相當吃驚。其實他要說的，只是一個歷史過程。也就是古代倭國或邪馬台，本來是在中華世界的歷史記述中，作為「華夏邊緣」（借用王明珂的說法）被呈現的。一直到7世紀後半，由於來自外部的壓力，才使得日本國逐漸形成了「日本意識」。
由於《日本書紀》之類的史書（其實也是襲取中國史書）從歷史上確立了日本，這時候的日本，才真正成為日本。那麼，中國史書如《三國志‧東夷‧倭國傳》中記載的卑彌乎、倭國邪馬台，按照岡田英弘的觀點，那時候還不是「日本」，所以，應當是中國史書中的中華世界的邊緣。即使是7世紀這個時候的日本，也不過就是大和朝廷控制下的那些地方（即所謂「畿內大和政權」），而日本人也是五方雜糅，日本語也是各種語言的混雜。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甚至誇張地說，日本早期建國者乃是「華僑子孫」（55頁）。
這就是他要說的「日本史的誕生」。中國學界因為「新清史」的緣故（特別是他是歐立德的老師之一），對岡田英弘有不少非議，因而連帶地對他宣稱「蒙古時代是世界史的開端」等觀念，也相當不滿或不屑，覺得他有什麼陰謀或圖謀。其實，如果看到他對日本自身歷史的敘述，就可以知道他的歷史觀只不過是3句話：第1，要把日本、中國的歷史重新放在全球或更大區域中審視；第2，要改變現代國境對古代歷史的切割；第3，要把歐洲中心的世界史，移動並放到以中歐亞為中心的背景中去。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想要書寫一個日本在適當位置的世界史，那麼，要超越日本的國史、韓半島的國史、中國的國史這種結構，只能從歐亞大陸與日本共通的視點出發來撰寫」（20頁）。
當然，為了強化他的立場，有時候他對中國文獻的解釋，就過於大膽和過於想像。他對漢文文獻的解讀遠不是那麼嚴謹。比如他說，《三國志‧倭人傳》最重要的意味是，「對於三世紀的中國來說，日本列島意味著什麼，這才是根本的問題」。下面筆鋒一轉，岡田談到對所謂「歷史」，日本的「私小說式」的認識，和中國史書完全不同，他舉《明史‧日本傳》有關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故事為例，認為歷史學家們把《三國志‧倭人傳》當作毫無疑義的歷史記錄，從而爭論「邪馬台究竟在哪裡」這樣的問題，其實是有疑問的。
到此為止好像還是對史料的質疑，還有點兒道理，但下面的推論就不免走過頭。
他判斷《倭國傳》的基礎資料來自240年梯雋與247年張政兩次出使日本回來後的報告，可是，由於前者是帶方太守弓遵的系統，而後者是帶方太守王頎的系統，兩個人對倭國的事情進行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但由於《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綜合雜糅了這2次報告的內容，於是導致這篇《倭人傳》內容有疑問。這就有點兒大膽的猜測了。
因此他斷定，《倭人傳》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它記載的情況是否真實準確，而是證明瞭「早期日本人，從紀元前2世紀末尾，進入中國的支配下，差不多有400年以上的時間裡，漢語作為公用語言，並在中國皇帝的保護下和平生活。從紀元4世紀開頭，中國進入大變動時期，由於皇權失落，日本才走上政治獨立和統一國家之路，從此形成獨立的日本文化」。
這個跳躍有些過大，梯、張2人是否有過報告，陳壽《三國志‧倭人傳》是否是綜合了這2份報告，至今還無法證明。至於他進一步認為，日本早期建國者是「華僑子孫」，並在第一章的結論中斬釘截鐵地斷定，「一言以蔽之，日本的建國者是華僑，日本人在文化上是華僑的子孫，這一點亞洲任何國家都是這樣，不必對此大驚小怪」，似乎更是主觀臆斷。
讀他這本書，確實感到岡田論述有很多想像之詞，比如講到日本使臣到中國，「旅行的經費全部由中國方面負擔，進入洛陽，在入城之際，中國兵前後護衛，打著』倭人朝貢﹄的旗幟，樂隊也熱鬧地走在都城大道上，民眾人山人海地圍觀，感受皇帝如何以德懷柔遠人」，這就有點兒像戲說。不過，如果瞭解他的意圖是，瓦解後設的國家歷史觀的侷限性，也許我們通過這些包含錯誤的歷史論述，可以瞭解他強烈和固執的歷史觀念。
所以，怎樣評價岡田英弘，其實還是要平心而論。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台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及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宗教史。著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宅茲中國》、《想像異域》、《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本文選自作者作品《東京劄記2020》（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