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姐李麗蓮，雖遊走在中共高層，但也未能保護自己的妹妹
失敗者回憶錄12：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1936年農曆3月22日，次年七七抗戰爆發。8月底，日軍轟炸廣州。那時候，我父親作為一個香港導演，冒險帶領攝影隊到廣州拍攝日軍空襲的悲慘場景，喚起香港人支持抗戰的意識。
關於父親及其家族，是我後來從有關資料和親屬記憶中陸續知道的。
中國電影業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萌芽，那時父親到上海的電影公司學藝，後到廣州參加中國啟蒙戲劇家歐陽予倩的廣東戲劇研究所，再到香港從事電影事業。他原名李存棠，從影改名李化。他早期擔任導演的影片，除了上述日軍空襲廣州的記錄片之外，還有《精忠報國》《民族之光》，和在1939年的抗日經典電影《孤島天堂》中擔任演員。《孤島天堂》是眾多愛國影人不計報酬在香港共同制作的，父親參與了這個義舉，反映他年輕時的愛國救亡熱情。
我祖籍廣東省新會縣蓮塘鄉，祖父李晃雲在鄉下生下一男一女後，就到美國打工，經二三十年積累了些財富，就回到鄉下娶了第二任妻子，生下我父親等六個子女。我大伯的兒子，即我堂兄，原名李秉權，後改名李晨風，也是粵語片時代的知名導演。李晨風的兒子李兆熊，是電影電視界的編導。
父親的妹妹廣東人叫姑姐，姐姐就叫姑媽。我的二姑姐李麗蓮跟爸爸關係最親。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李麗蓮是上海有名的影星和歌星，1937年在上海同江青一起投奔延安。到延安一年後，江青與毛澤東結婚，李麗蓮就同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軍事特派員德國人李德（原名Otto Braun）結婚。李德在1933年曾掌中共蘇區的軍事指揮大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後來指稱是李德指揮錯誤所致。但代表共產國際的李德在當時中共的地位仍然崇高。
李德於1939年奉命返蘇，姑姐與他的婚姻關係也告終了。但她在延安仍是紅人。據我後來在上海書局工作的同事、曾在延安生活過的吳藹凡說，當時大家都知道，李麗蓮常在中共領導人家中走動。她自己也告訴過我，當年常跟毛主席打麻將。抗戰爆發後，在姑姐建議下，父親把只有十多歲的一弟一妹輾轉送去延安投靠她。弟弟是我叔叔李剛，原名李存溢，他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大提琴。他說有一年過年，他整天待在老毛的窰洞裏玩。姑姐後來在延安跟戲劇家歐陽山尊結婚。歐陽山尊是歐陽予倩的兒子。
戰後國共休戰時期，我家在上海，李麗蓮同歐陽山尊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統戰工作，他們一起演出了延安小歌劇《兄妹開荒》，每天忙着與文化人來往，晚上回家常有國民黨特務跟蹤。後來我們搬去北平，山尊姑父作為國共和談的共方小組成員有時到北平開會，他和姑姐沒有放過任何機會跟我們家的每一人宣傳共產黨，我雖然只有十一歲，也略知道中國還有一個與國民黨對立的紅色政權。
1949年中共建政後，姑姐長期在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任副部長，姑父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後來二人離異。姑姐1965年去世。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中國配不上看清共產真相與國運的先知 ｜ 更多文章 ）
同中共高層的密切關係，並不能保護姑姐的妹妹、被送去延安投靠她的我的三姑姐、二十二三歲的李慧蓮。我們一直以為三姑姐在延安是病死的，直到叔叔李剛在回憶錄中透露，在延安時期中共的「搶救運動」（實際上是一次清洗運動）中，三姑姐被懷疑有歷史背景問題被慘烈鬥爭，最後雖過關，但飽受摧殘，終於病死，死時不到25歲。
她姐姐李麗蓮，雖遊走在中共高層，但也未能保護自己的妹妹。中共搞政治運動之風，在延安時期已經開始形成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17日）
失敗者回憶錄13：淪陷區生活
當時有許多在淪陷區與國統區（國民黨政府統治區）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路路通」的商人，我猜想父親做的就是這種買賣。
我的童年回憶，真正有點滴印象，是四、五歲從香港到了上海時開始。
1936年在廣州出生後兩個月就來了香港。1937年抗戰爆發。大約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父親去了桂林參與抗日文化運動。戰時的桂林，文化名人雲集，文藝創作、戲劇活動十分活躍，桂林《大公報》在報導時局和輿論監督方面，更是中國報業的圭臬。我母親就帶著姐姐和我，從香港去了上海。
剛到上海時寄居舅舅家中，生活拮据，我又患了肺病，那時沒有特效藥，我整天躺在沙發上靜養。後來我父親從桂林輾轉到了上海，不知什麼原因就富有了起來，搬進高級住宅，也開始上學。父親改名李炎林，改行做生意，做些什麼我不知道。根據後來的一些記述，當時有許多在淪陷區與國統區（國民黨政府統治區）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路路通」的商人，我猜想父親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有歷史學家認為對「路路通」商人不必作民族主義的深責，因為倒賣物資是戰時敵對統治區相互封鎖下的交流管道。但要「路路通」就顯然要跟兩邊政府官員作利益「溝通」。不知道是否這原因，我們家曾到南京住了一年，後又回上海。
我在哪一年從香港移居上海？父母沒有確切告訴我。大約是1940年汪精衛在南京建立附日的所謂「偽政權」之後。向來的歷史書寫，都將汪精衛指為「大漢奸」「賣國賊」，汪政權就是「偽政權」。但以我那幾年在上海、南京淪陷區生活的童年記憶，當時的社會秩序堪稱良好，人民經營商業活動受法律保護，經濟算繁榮。黑道、流氓好像都銷聲匿跡。小朋友唱《義勇軍進行曲》這樣的抗日歌曲，都沒有問題。如今回想在中國人統治之下，除了北洋政府時期我沒有經歷過之外，汪政權統治時期應該算是人民最能夠安居樂業的時候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展開。中國在救亡圖存的社會意識主導下，國共再次合作抗戰。但以當時中國的國力軍力，實難以抵禦日軍之進侵，而歐美等國為應付西戰線的德國納粹，也無暇東顧。因此有識之士，對抗戰的前景都很悲觀。1937年7月14日，著名學者吳宓在日記中錄了他與另一學者陳寅恪的談話：「晚飯後，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域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蓋以勝敗繫於科學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驕怯懦而極不可恃耶。」
中國古典詩詞學者葉嘉瑩在她關於汪精衛詩詞的談話中說，七七事變後，她在淪陷區念中學，上課常常要把課文整頁撕去，後來1940年某一天，她伯父、母親都說廣播中有汪精衛的演講，那是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所謂偽政權的第一次講話。她說，那時長輩們認為，如果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就沒有人為自己國家的人民講幾句話，現在有汪精衛過去，總算是個代表中國的人，可以緩和一下局勢。
汪精衞的附日，可能是錯判形勢。他沒有料到在一年多後有珍珠港事變，美國捲入亞洲戰場。眼看抗日軍節節敗退，同胞在淪陷區飽受蹂躪，汪精衛與日人合作組偽政府來管治淪陷區，很難說他不是抱着「曲綫救國」理念。（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21日）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中國配不上看清共產真相與國運的先知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