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秋末，成熟早慧的少女走進大講堂，聆聽知名德國哲學家講課。不久，兩人發展一段激烈而複雜的感情，自此改變了他們的人生，直到哲學家死去那一刻。他們的感情故事並不美好，也不值得仿效。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女學生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是猶太人，而她的教授、情人是當時三十五歲的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則是德意志民族主義份子，之後還加入納粹黨，迫害猶太裔學者與同僚。
（漢娜終其一生受到情人海德格的影響深重。）
漢娜．鄂蘭從小才華洋溢，她的父親是被同化的猶太人，認為自己是德國人，從來不提「猶太人」，也警告漢娜別在同學宣揚反猶太言論時挑戰他們。「當我還是個孩子時，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成年後漢娜回憶。之後，她明白自己「看起來像猶太人……和其他孩子相貌有別。」有時，漢娜的祖父會帶她到猶太會堂。這是她身上的猶太傳承。
漢娜引人注目、行事灑脫，她的身材苗條纖細，留著一頭短髮，擁有一雙深思的黑色眼眸；「（她的眼神）會讓人深陷其中，擔心無法自拔，」她的前男友如此回憶。在同儕中，她「卓然獨立、與眾不同，馬上就脫穎而出。」她在選修歷史課程的口試面談，自行設立規矩：「這裡不能有反猶太言論，」她說。漢娜和其他學生來到馬爾堡大學（University of Marburg）聽課，因為她聽說在海德格的課堂，「能讓思考再度復活，即使已經消失的文化寶藏也能重新發出聲音。」
這個被認為能讓事情成真的人，是個自覺矮小的男子，他有一頭黑髮，暗沉的面色，粗短的身材；他的雙眼老是向下看，很少與旁人目光相接。他教課頗能引人入勝，有「小魔術師」綽號，當他闡釋自己那套存在主義思想理論時，既令人著迷，又使人困惑。馬丁．海德格穿著樸素，平日以一件黑森林燈籠褲搭配農夫上衣。但在課堂，他一反樸素謙虛作風，擺出歐洲專橫權威架式，孤高獨立，主宰課堂，激發聽眾對他崇敬。他的學生會在下課後聚在一起，比對抄下的筆記，詢問有沒有人懂得他講的隻字片語。
海德格第一眼看見漢娜時，他已經和艾芙萊．派特理（Elfride Petri）結婚多年，艾芙萊是對猶太人抱持惡毒厭憎情緒的經濟學者。她信奉新教，娘家家境富裕，過了很久才接納海德格這位信奉天主教、在大學體系打滾求升遷、收入不高的女婿。艾芙萊是名優秀的家庭主婦，也是兩個兒子的母親。她一肩承擔生活家計，讓海德格專心投入知識思想的追求。當海德格的女學生聚攏在他身邊，仰慕他、為他的風采傾倒時，艾芙萊顯然是吃味的。
海德格在課堂上注意到漢娜，並找她到辦公室談話。那時她身上穿著雨衣、雨帽，走得搖擺狼狽，因為太過敬畏海德格，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能發出單音節的聲音。接下來幾星期，他們很快從客套禮貌進展到熟習彼此身體，可以肯定的，海德格是漢娜的第一個情人。他在之前則已談過好幾段地下戀情，從中吸取經驗，設計一套複雜的幽會做法，地點通常在漢娜的閣樓臥房，或在他們稱為「專屬雅座」的公園長凳。
不久海德格就開始擔心，這段感情會將他的生活弄得亂七八糟，這不是因為漢娜是個猶太人，而是由於他是已婚男子，又是漢娜的老師。如果這段戀情曝光，他的事業和婚姻都會完蛋。儘管他無意離開妻子，卻經常背著她偷情，但這次與漢娜的感情則不同以往。他在很多年後回憶，漢娜是他生命熱情之火，他沒辦法抗拒。
一年後，漢娜轉學到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 University），這是為了海德格著想，如果她繼續留在馬爾堡讀書，他的處境會愈來愈困難。他沒有開口要求她離開，而是意在言外的說：儘管她是馬爾堡大學最頂尖的學生之一，卻還沒有「融入」這所學校，到其他學校就讀會比較好。對此，漢娜沒有爭論，也沒有表示抗議。但是她離開時，沒有將新地址留給他。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必定都是因他的建議而起。
海德格接受這種安排，不過很難熬。他不敢詢問哲學教授、漢娜的博士導師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她的住處。漢娜能拜在雅斯培門下，正是海德格推薦的。後來他透過一位猶太學生古恩特．史騰（Guenther Stern），問到漢娜的住址。海德格馬上和漢娜連繫，他們再續前緣，關係就像從前一樣熱烈；兩人之間用密碼暗號、手電筒信號、充滿熾烈激情的書信與詩句聯絡。但是海德格要掌握一切細節，規定漢娜只能在他指定的時間回信，期間有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都必須保持沉默。他從雅斯培那裡得知：漢娜正在和一名男學生交往——就像與海德格的關係三緘其口，她對這段交往同樣保守祕密。
差不多就在同時，海德格為了事業發展暫時停止這段感情。他的經典之作《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此時正要出版；他承認，如果沒有在哲學領域如同在個人領域完全懂他的漢娜相助，他是寫不出這本著作。他獲得升等，接替退休的胡賽爾（Edmund Husserl），成為佛萊堡大學（Freiburg University）正教授。同時，他和同事的妻子、有一半猶太血統的伊莉莎白．布洛克曼（Elisabeth Blochmann）打情罵俏、眉來眼去。漢娜因此掉進深深的絕望，她將這股哀傷寫進詩裡，有時會作詩獻給海德格。「如果我喪失對你的愛，我將失去活下去的權利，」帶著絕望悲情，她如此寫道：「我愛你，一如我們初識第一天——這你清楚，而我向來知道。」
一九二九年九月，漢娜和古恩特．史騰結婚。儘管兩人一生都是好友，這段婚姻卻很快畫下休止符。他們分居，並在一九三七年簽字離婚。漢娜對海德格保持忠誠，從來沒向古恩特提起這段情。當古恩特語帶憂心談起他們老師反動的政治立場，以及師母公然反猶態度時，漢娜不予採信。不但如此，她還向海德格擔保，「我們的愛情是上天對我的賜福」。有一次，她還躲在一旁窺看他登上火車。之後她描述內心感受：「孤寂，徹底的無助。一如往常，對於一切，我總是無能為力，無法可想……只能等待，等待，等待。」
（漢娜與第一任丈夫古恩特）
這段苦苦等待期間，漢娜與古恩特維持婚姻關係，也開始為納粹勢力與反猶太思想的興起而憂心，於是她一頭栽進研究，撰寫拉赫爾．瓦倫哈根（Rahel Varnhagen）的傳記；瓦倫哈根是十八世紀德國籍猶太女子，主持知名的知識份子沙龍聚會所。多年來，瓦倫哈根想要擺脫身上的猶太印記，但最終還是接受族群認同。一九三三年，漢娜發現新任命的佛萊堡大學校長海德格，不讓猶太籍研究生上他的討論課，冷落他的猶太籍同僚，並歧視校內猶太學生。她去函告訴他，對他這樣的行為深感震驚。
海德格激烈否認所有指控，憤怒的回信指責責備他的人是忘恩負義。他確實幫助兩名猶太裔同事，用他的話來說，這兩位學者是「猶太人當中較好，人品足堪作為典範」；他替自己的猶太裔研究助理威納．布羅克（Werner Brock）在英國劍橋大學找到研究員職缺。海德格甚至禁止學生在校園張貼題為「對抗非德意志精神」的反猶太海報。但是漢娜早已得知，海德格已經加入國社黨，還在校長就職典禮發表支持希特勒的演說。一九三三年，雅斯培問海德格，像希特勒這樣殘酷而沒有文化教養的人，如何治理德國？他給了令人震驚的答案：「文化無足輕重。只要看看他那雙神奇的手。」在此同時，古恩特因為左派立場被迫離開德國，漢娜則被關進警察局拘留令人恐懼的八天，警方訊問她關於德國境內猶太復國組織之事，因為她曾為這個組織效力。（她曾收留被通緝的共產黨人，不過這件事並沒受到注意。）
漢娜帶著母親避開納粹官員，悄悄離開德國。她們來到位於德國、捷克邊境的避難所，從正門進屋，由後門走出，進入捷克國境。之後她輾轉抵達巴黎，全心投入「救助猶太人的工作」。她說：「當人們因為身為猶太人而遭受攻擊，他們就應該以猶太人的身分，堂堂正正為自己辯護。」幾年後，她說這段慘澹時期心中最大牽掛是朋友在做什麼，而不是敵人的動向。
從這時開始，足足有十七年時間，漢娜沒再與海德格聯絡。一九四○年一月，她與非猶太裔的德國反抗志士海因里希．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結婚。他們的關係有強烈的愛，以及思想與政治立場的和諧相知。同年五月，漢娜遭到拘捕，先是被關在巴黎體育館，隨後又被轉送往居爾（Gurs）的法國集中營。海因里希也遭到囚禁，之後獲釋。在古恩特．史騰的幫助下，這對夫妻取得美國簽證，並在一九四一年四月抵達。他們一面學英文，一面在貧窮中過生活；不久，漢娜恢復學術和寫作工作。
（漢娜與海因里希不論在婚姻和學術生活上，都非常合拍。）
一九四三年，漢娜和海因里希聽到奧許維茲種族屠殺的事情。一開始，他們拒絕相信：因為這在軍事角度來說完全沒有道理。〔美國聯邦大法官費立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得知奧許維茲的報導細節時也不肯採信，他的理由也是如此。］六個月後，新的鐵證陸續浮出檯面，「這彷彿是地獄敞開大門，」漢娜回憶。對猶太人施行種族滅絕，以及為了加速毀滅猶太人而成立的機構，都意味著肇下無可赦免的罪行，無法為它尋找合理藉口，也沒有任何刑罰可以補贖。漢娜對此深感震驚，促使她開始寫作《集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這本書於一九四五年完稿，一九五一年出版。在書中，她指控「種族思想」和集權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相互連繫。
一九四六年，漢娜在一篇刊載於《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的文章，點名批評海德格，說他不但加入納粹黨，還禁止他的恩師兼摯友胡賽爾在大學任教。（實際上，胡賽爾被禁止在大學任教，早於海德格擔任校長之前就已發生。）一九四九年，漢娜回德國拜訪卡爾與吉兒楚．雅斯培夫婦，他們在海德堡熬過納粹統治，存活下來。漢娜與雅斯培最重要的共同處，就是他們各自對海德格都有強烈的觀感與情緒：雅斯培是海德格哲學領域的同行好友，而漢娜則是海德格以前的學生與情婦。儘管她寫文章批評他，儘管已經有許多種族滅絕屠殺的證據被揭露，儘管她知道他的一切，並且抱持質疑態度，但漢娜內心無法抗拒這位昔日情人的魅力。
一九五○年二月，漢娜在內心劇烈掙扎與自我懷疑之下決定去見海德格。漢娜在二月七日抵達佛萊堡立刻給他一封短函，建議他到她下榻的旅社見面。海德格沒有預先通知就在傍晚六點半抵達，漢娜又一次被他的魅力征服。「當服務生報出你的名字時，」她之後對他說：「時光彷彿突然凝結了。」令人大感意外，漢娜安慰海德格，她之所以這麼長時間和他斷絕聯絡，純粹因為她的尊嚴，以及她「徹頭徹尾粗魯不文的極度愚蠢」，而不是其他原因；換句話說，並不是在意他與納粹黨沆瀣一氣的那段過往。
可是海德格早已成為納粹黨徒了。在他擔任一級大學校長重要位置時，已經迫害許多猶太裔學者，並反對納粹體制人士的學術生涯，有時甚至摧毀他們的人生，遭此下場的還包括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當雅斯培的猶太裔妻子遭受納粹政權迫害，有生命危險時，海德格連指頭都沒動一下。在少數幾個例子，他的確幫助受欺壓迫害的猶太人，但是他這麼做是基於和這些人的友情，並不是出自對納粹政策的憤怒。第三帝國建立初期，海德格就仔細拜讀、領略《我的奮鬥》，特別是書中對猶太人的憎惡。海德格和希特勒一樣，對於「國際猶太人集團的陰謀」深信不疑。早在一九二九年，他寫給一名官員的信件裡就提出警告：「我們面臨一個選擇的時刻：在吾德意志人民的精神生活中，究竟要帶入純本土的教育工作者和勢力，或最終放棄一切，在大小層面都開始猶太化。」
一個德國納粹黨員怎麼會和一名必須逃離德國，才不會遭受迫害的猶太人開展一段感情？漢娜年輕時的遭遇，與之後那些身陷集中營，而被納粹侵害的女子不同，她是受到海德格超群的才氣與學者風範吸引，以至於無法自拔；海德格運用這兩項特點來勾引她，將她留在身旁。漢娜對於當時她看作是「政治領域」的事物，一概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所以才無法相信情人竟然向納粹投懷送抱。海德格也很聰明，迴避任何能讓漢娜想起他激進民族主義立場的討論，也不提他對希特勒駭人理念與目標的了解。基於上面所言，我們很難認為漢娜．鄂蘭是在知情的情況下還與敵人上床。
但是到了戰後，海德格的納粹傾向被揭穿，他面臨學術與個人生涯的雙重羞辱：失去教職、著作被禁止出版、退休金遭到削減。這些相對比較寬大的處分，是因為若干無法辯駁的證據，海德格被迫在「佛萊堡大學甄審委員會」（Freiburg University Verification Commission）替自己辯護。想要通過這個清除納粹勢力的審查程序，他需要無懈可擊的人證。還有誰能比他的前任情婦、現在已是知名猶太學者的漢娜．鄂蘭，以及他的前任同事、娶猶太女子為妻的卡爾．雅斯培，更適合為他作證辯護呢？
（漢娜與雅斯培夫婦。）
海德格高聳而傑出的才智，使得漢娜和雅斯培這兩位在思想領域堪稱巨擘的人物，紛紛拜倒在他的腳下，甘心情願替他辯護；雅斯培的情況比漢娜稍好，不過他或多或少接受海德格的說法，認為是納粹打壓、排擠他。漢娜與雅斯培為他辯護時，其實心裡都知道真相為何。用漢娜的話來說，海德格「出了名撒謊成性，而且每次時機到來時總是說謊，」與其說他本性惡劣，倒不如說他不諳世事。一九四九年三月，委員會裁定海德格「無須採取懲罰措施。」
在這之後，儘管雅斯培感到懷疑而掙扎，漢娜卻選擇敷衍，而且大違常理對海德格的說詞照單全收。她甚至試著說服別人相信他們。然而，雅斯培對海德格一連串謬誤之舉，還有他在吉兒楚遭受迫害時無情的冷漠，仍然不能忘懷。「在我的朋友當中……他是唯一背棄我的，」雅斯培寫道。直到他過世，都沒有與海德格和解；漢娜承擔這兩個男人之間溝通的艱難任務，她讚揚前者，替後者辯護。有一次，雅斯培要她與海德格斷絕往來，漢娜斷然拒絕。
漢娜不願意斬斷這段關係的部分原因，是海德格又重新和她談戀愛，只不過他們不再發生性關係了。這時，他已經將這段為時甚長的婚外情向妻子艾芙萊和盤托出——按照漢娜的版本，是「她不知使了什麼手段，逼問出整段故事。」海德格勸說滿心不願意的妻子接受他的前任情婦到家作客。之後漢娜描述這次彆扭的會面，「這位女子的嫉妒已經到了瘋狂程度，」她寫道：「多年以來她顯然抱著期望，盼著他能忘了我，結果她的妒火更加強烈。」艾芙萊是心胸狹窄、憎惡猶太人的女子，「身上帶著醜陋的怨恨。」艾芙萊比馬丁更像納粹黨，而且是真正有罪的那位。「唉呀，她實在太愚笨了，」漢娜如此告訴友人。最要命的是，艾芙萊竟然沒將海德格偉大的思想記錄下來；漢娜說，要是她，準能做到。
漢娜往後的人生持續拜訪海德格，經常和他通信，並在美國宣傳他的著作。她所做的這一切，從來沒有對丈夫海因里希隱瞞。他認為妻子這段「友誼」是無害的，而且他也尊敬海德格的大才。其實海因里希沒資格標榜自己對婚姻忠貞，雖然他愛漢娜，卻和另一名年輕女子上床。他明知婚外情會傷害妻子，仍舊選擇出軌。〔一部影射小說《大學風雲》（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漢娜與海因里希的友人藍道．傑瑞爾（Randall Jarrell）以他們的故事為藍本，描寫羅森包姆（Rosenbaum）夫妻的生活。他將羅森包姆夫妻不尋常的婚姻稱為對等「二元君主制」（Dual Monarchy），夫妻各自獨立，又結為夥伴。〕
漢娜重新扮演海德格仰慕者角色。她從來沒在他面前提起自己的著作。「一直以來，」她承認：「在談到自己時，我都在說謊，假裝我的書、我的名聲，全都不存在。而我扯謊的本事不高明，這麼打比方吧，除非和詮釋他的著作有關，我幾乎沒辦法數到三。如果我最後能數到三，有時能撐到四，他就會非常開心。」為了維繫與海德格的感情，漢娜必須遮掩自己的才氣。「這樣做，是這整段感情不可缺少的要素，」她坦承。
漢娜出版《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時，書前沒有感謝題獻詞，這似乎是向海德格致敬的祕密方式。她在一首短詩裡透露這番心意：「我如何能將這本著作題獻給你／我信任的朋友／對你，我保持忠誠／也有不忠之處／而這兩者都是為了愛。」海德格對於漢娜居然沒有寫明感謝他，十分憤怒，他的怒氣無疑是因為她的名聲與成就而引發的。
一九六六年，一本德國雜誌拿海德格參加納粹的往事來攻擊他。漢娜對雅斯培說，人們不該再這樣煩擾海德格。雅斯培反駁，一個有如此名望的人是無法掩蓋過往，無論怎麼說，他的過去就在那裡供全民審視與檢驗。對於這番話，漢娜不予理會。她將許多持續圍繞著海德格與納粹的爭議，都看作是毀謗中傷。漢娜認為，他一直是個天真無辜的學者，和現實政治格格不入。她否認海德格曾經讀過《我的奮鬥》，這表示他不明白希特勒的真實想法。她宣稱，海德格做出的任何錯事，都是受到憎恨猶太人、怪物般太座大人艾芙萊逼迫所致。
但是海德格確實讀過《我的奮鬥》，而且不論怎麼說，艾芙萊也好、漢娜也罷，沒有人可以強迫他做任何事情。說穿了其實很簡單，漢娜就是無法承認這個事實——海德格早就是個不折不扣的納粹份子，她擔心他早已受損的聲譽，會更雪上加霜。海德格再也找不到比漢娜．鄂蘭更好、更願意為他說話的盟友；這位享譽世界的猶太學者，從一九二四年就與他結識，在她的著作《納粹戰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已經看出產生萬惡納粹德國的社會結構，以及形成的機制。
漢娜一直努力為海德格洗刷「納粹份子」惡名，其動機發自她內心。她迫切需要為自己對這個男子深厚的愛，尋找一個合理的名目，藉由努力證明不可能證明的事情，讓他值得她如此愛慕。
為海德格寫傳記的作家魯迪傑．沙佛朗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描述這段感情的知性層面，認為這兩位傑出的哲學家在思想領域是相輔相成：「漢娜以『面向生命』的哲學（philosophy of being born），回應海德格『正視死亡』（runnung ahead into death）的觀念；對於海德格『同一本性』（Jemeinigkeit，英文：each one-ness）的存在唯我論，漢娜以群體哲學來對應；對於海德格思想裡對於「無助沉淪」（Verfallenheit）的批判，漢娜藉由提高『公眾』哲學思想……以當中『人的世界、自我／他者眾生』〔world of Man（One/ They）］相對應。」
漢娜終生都保持對海德格才智的敬慕。有海德格在場，她就回到當年海德格老師最疼愛的學生身分，沒有面對美國同事時流露出的高傲之氣。漢娜對艾芙萊的鄙夷，潔淨了她心目中對海德格的印象；而艾芙萊對她的嫉妒，則讓她堅定愛他的信心。在她的後半生，漢娜與海德格一直保持聯絡。當他年紀漸長，不得不搬入較小的單層透天房屋時，漢娜送來一大盆花作為喬遷新居賀禮。
漢娜於一九七五年去世，她生前沒有承認海德格背叛她的信任，並且以他自己的權威為邪惡的理念背書。海德格在她死後五個月去世，他草草讀過她所著的書籍，拒絕討論她的著作。海德格在進入墳墓之際可能不知道，漢娜已經教導這個世界，有一種「恐懼的教訓，拒絕思考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譯按：或譯為「惡的平庸性」）」這種邪惡，在納粹意識形態之名下成為事實，而他曾經擁護過這樣的意識形態。
＊本文為選自《情婦史》下卷（時報出版）第一章〈性關係與猶太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