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是我年輕時期的一大嚮往，可是我現在看到的台灣民主圖像，卻跟當年的憧憬很不一樣。
如果要簡要地說，那就是「選賢與能」這個理想，近乎空話。沒有足夠民主素養的選民，不選賢，而是選錢、選會作秀、選會說偏激話。
這些當選的政客，去做民意代表的，有人不斷擴權、不斷自肥；去做地方首長的，有人極盡爭取經費之能事，他們不在乎做出多少閒置公共建設，只在乎自己能收多少工程回扣。有些更惡劣的，還會利用地方自治之名，大搞舉債，以至於債台高築。他任期滿了，拍拍屁股下台，一大堆債務留給後人背負。
幾乎每一位監察委員都調查過閒置公共工程，這些蚊子館、蚊子路、蚊子港，加總起來以數千億計，每一分錢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我仔細推敲，這些浪費人民血汗錢做成的閒置工程，大多無法活化。更令人難過的是，民主政治的品質假如不能有效提升，我們今後還會有更多蚊子工程。
第二，我要指出，中華民國雖然已經建國百餘年，但是國家的典章制度還很不嚴整。
隨意舉個例子：國家分官設職，各安其分、各有所司，庶幾乎條理井然。我們的部會首長被規定分配的公務車，汽缸三千以下，售價不可超過百萬。可是市縣政府只要和市縣議會聯手，便見買的是賓士、寶馬、凌志。鄉鎮代表會主席依規定不配公務車，「有辦法」的人照樣用公帑買高檔車子。如把鏡頭轉向官舍，情況之混亂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央部會首長大都集中住在信義路一棟大樓裏，每戶五十坪的宿舍。部會次長可以在承德路巷內一棟大樓裏申請到二十九坪一戶的宿舍。可是縣市首長的官邸動輒三、五百坪，裏頭有做游泳池的也不見怪。報章喜歡把市縣首長稱為「諸侯」；試問這是什麼時代了，還諸個什麼侯？
其三，我要指出，既弱智又不承擔社會責任的部分台灣媒體，已成為國家進步的阻礙、社會分裂的禍首。
作為大眾傳播工具的媒體，不管是雜誌、報紙、廣播或電視甚或網路，是民主政治重要的一環。因此被拿來與行政、立法、司法併列，稱為「第四權」；參與「第四權」的運作，事實上即是參與國家政治，是很嚴肅的事體。
歐美先進國家對媒體的運作，經由幾百年實驗之後，媒體之為「社會公器」和「享用新聞自由必須同時承擔社會責任」已成為民主國家之共識。
民國七十七年解嚴之後，台灣的媒體生態是百無禁忌和競爭激烈。
如果「百無禁忌」是指不畏權威，那是進步；如果「百無禁忌」是表示愛毀謗誰就毀謗誰、愛誣蔑誰就誣蔑誰、愛怎麼分裂社會就怎麼分裂社會，那是退步。
至於競爭激烈，如果因為競爭帶來不斷向上提升，那是好事。如果激烈競爭帶來的是粗製濫造，競走偏鋒、捕風捉影，那就是壞事。
在傳播行為上有一定論，就是一般大眾，喜歡看與自己論調相同的報章或節目，藉以得到一己政治正確的慰藉。入流的傳播工作者會以提供多元資訊為榮，不入流的傳播工作者反其道而行，他們肆無忌憚地以散布一偏之見為樂。
每當我看到一個事件發生，不同色彩的電視台在螢幕上做的立即電話CALL IN民調，偏藍色台呈現的是十比一，偏綠色台呈現的是一比十；當此之時，節目主持人洋洋得意，我卻為國家痛如刀割。
我希望大家瞭解，台灣社會分裂的情況繼續加劇之中；我更希望尚未心存善念的某些媒體工作者，有朝一日，惡夢乍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時光飛逝，很快地到了二０一四，新一屆監委提名排上了政治日程。在此之前，我已決定一俟任滿就鞠躬下台。在某一次院會，我針對監察院糾正案過於浮濫以致造成「糾正疲乏」一事發表改進意見時，曾順便告訴同僚，我將於任滿後告老還鄉。
回顧六年監委生涯，其實感觸殊多。通常一般談論柏台風範，常會提到中國唐朝的魏徵。說是唐太宗因為朝中有魏徵這個監察委員不斷冒死直諫，而唐太宗也能開闊襟懷，察納忠言，所以才有史家稱頌的貞觀盛世。
我讀魏徵的歷史，覺得他確實常批皇上逆鱗。貞觀元年，有人奏告魏徵內舉不避親，唐太宗派人調查，結果查無實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類似麻煩。」沒想到魏徵卻啟奏皇上：「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話說到這裡已令人不悅，沒想到魏徵加碼，要唐太宗分別「良臣」與「忠臣」。唐太宗問二者有何區別？魏徵答覆：「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唐太宗聽後也吞下去了。
隔一年，有一位官員的十七歲女兒才貌出眾，皇后建議唐太宗納入後宮。古時代皇帝後宮嬪妃如雲，見怪不怪，可是，魏徵卻連皇上的女人也要管。他入宮進諫，要唐太宗「嬪妃滿院，也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何況該女子原已許配他人。唐太宗於是改變了原詔。
史書上記載，魏徵犯顏直諫的時候，唐太宗常怒髮衝冠，但是都能忍耐承受。可是魏徵死後不久，一些佞臣構陷魏徵好名，將直諫唐太宗的奏疏交給史官，而且還與人謀反，唐太宗一怒之下把自己給魏徵寫的墓誌銘毀了。
我初任監委時，朝野朋友都勉勵我效法陶百川。我在解嚴之前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那幾年，與陶百川先生往來密切。陶先生醉心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只寫文章，也做動作，社會上很多人敬重他，可是也有人懷恨在心。
民國七十六年，政府某單位發動一批無恥文人圍剿陶百川，情勢異常險峻。有一天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他想與吳三連先生和我三人見個面。我們約好在自立晚報社吃便當。我們的結論是如果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聯手也救不了陶百川，則國家危矣！
陶百川後來渡過了難關，不過陶監察委員當年的屈辱，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書房裡有一本三民書局在民國六十一年出版的「回國前後」，該書記述陶百川因為監察院長于右任過世，認定監察院已無可為，所以意態闌珊，於民國五十三年乘船赴美，打算就此罷休；後來輿情催逼，友朋敦促，一年半後不得已又返台重作馮婦。
陶百川是萬年監委。他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調查孫立人案、雷震案，所以民間聲望極高。
然則，陶百川為什麼在于右任院長過世後，就判斷監委已難有作為？這是因為陶百川的作為常受到上頭威權的關切，幸好有于右任院長的德望作為保護傘；于院長已過世，陶百川認為要再找一位「為民眾所信仰、為輿論所支持、為官吏所誠服、能樹立監察之權威、能促進院務之革新」的新院長，已幾無可能，所以便「意志消沉」大嘆不如歸去。
雖然永遠也不會有答案，我倒是很喜歡推敲：陶百川假如也六年一任，當時的總統會不會再提名他續任？
─任滿前夕，台灣發生反服貿學運，憤怒的學生和學者占領立法院議場達二十四天之久，引起國內外很大關注。對學運，各方評價不同。我很清楚看到的是，台灣正在醞釀新一波蛻變。把它放在歷史的軸線看，這是台灣政治發展史上近同二二八事變、美麗島事變、野百合學運的大事；官民朝野如何互動，將決定未來台灣的禍福。
─馬英九總統執政，迄不順遂，聲望異常低落。二０一六年的政權爭奪必然激烈。當前台灣社會流行相互否定。國家沒有短、中、長程願景。經濟發展舉步維艱。中共謀台策略按部就班執行。希望台灣主權獨立以永保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人群，心生迷惘。
─監察院的存廢，一直存有爭議。我願以曾任六年監委的經驗作證：監察權要不要位列五院可以討論，但監察權的存在對人民權益的保障有大好處。事實上世界已有一百六十幾個國家設置監察機構，而且組成國際監察使協會(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ion 簡稱IOI)台灣是會員國。聯合國人權公約也建議各成員國設立常設機構，編列年度經費，以維護人權；我們如果竟然割捨監察權，是反其道而行，絕對不智。淺見以為，考試與監察二權在建制上又以不必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等量齊觀，但考試、監察一如選舉，都必須超越黨派運營，那麼在總統府下設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考試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應該是最好辦法。本人二十年前即做此論，現在檢視，依然清朗！
─不過，總統提名監察院長、副院長和監委一定要因才器使，尤其要以憲法增修條文明文「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為標竿，否則監察院必不能在人民心目中樹立崇高地位。更進一步說，掌國炳者如果不能嚴謹遴選，無異是自己減損國家進步的動力，而接受斯職的人，必然畏懼權勢，是非錯亂，甚或尸位素餐，為天下笑。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近半世紀以來，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基本上都是往進步的大方向發展。發展過程中有逆流、有頓挫、有邪惡，勿寧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但潮流不可違逆、邪惡終將退場，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作者為前監察委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人間逆旅：吳豐山回憶錄》（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