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以來，新冠疫情還未席捲紐約，但中國城已因其與中國的聯繫再次被避之不及，許多歷史悠久的餐館紛紛關閉。
「中國城又像一個鬼城，」黃華清說。
夾縫中的美國華人
有學者分析指出，紐約和美國其它城市的所謂「中國城」，其實原本就是早年的排外與種族歧視而產生的社區——雖然地處紐約地理中心，卻實際存在於主流社會的邊緣。
十九世紀末，原來遍布美國大陸各地的華人移民面臨針對華裔的歧視和暴力，紛紛向東移居、聚集，抱團取暖，逐漸形成了早期的紐約中國城。中國城在語言、文化上行使著與餘下的城市不同的邏輯，又與母國、故鄉時空相隔，彷彿一塊夾縫中的飛地。
九一一事件之後，世貿中心附近區域紛紛重建、復興，唯有中國城彷彿被遺忘。
紐約亨特學院社會學教授陳美瑺談到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社區的態度時，就曾指出：「人們總想當然認為亞裔美國人會安然無事……」。
杜克大學周成蔭教授談到中國城面臨困難時也表示：「道路切斷就是把中國城整個生機都壓死了，原本常去吃飯的附近上班族不再光顧。這不僅是物理上的，那些道路被擋，人們無法去中國城，也是情感上、文化上的。想及在九一一事件中死去的人和仍在中國城生活的人——對許多人來說，中國城成為了一個有道德意義的場所」。
對於柏路遲遲不重開，許多華裔抱怨這是中國城的權益被忽視。對此黃華清也一直憤憤不平，不過他並不認為責任全在外部社會，華裔社區自己「不願抗爭」也是長期被忽視的原因之一。
黃華清憤憤地說， 「有人說抗爭了沒用，這塊地方歸聯邦政府管，可你沒去爭取怎麼知道？」
不僅針對柏路一事，黃華清也對華人社區整體缺乏政治和社會參與深有感觸：「很多亞裔加入了美國籍，還是不喜歡投票。可越不投票，地位越低」。
九一一事件之後，黃華清本人毅然辭去酒店工作，出於愛國，全心從事救災志願工作半年多。他對華人社區當時總體對這種國家大事所表現出的「消極」頗有微詞。他回憶道：「每天只看到他們來領食物、領錢，基本沒看見他們來做義工」。
周成蔭教授則對「亞裔被動或是屈於權力」的刻板印象持更謹慎的態度：「許多華人在美國並沒有完全合法的身分，因為身分上的敏感性，他們會為了保護自己而顯得很安靜。這並不是說他們被動，只是他們的生活是複雜的。另外，歷史上，華工是很兇悍的——1882年排華法案後十年，華人提起了7000多個訴訟，且大多勝訴。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最早的罷工運動就是華工發起的，為了爭取和愛爾蘭工人一樣的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