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選舉政見紛呈，爭取連任的主席江啟臣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有段話吸引了筆者，就是促轉會要求中正紀念堂轉型，並拆除蔣介石銅像等作為。
江啟臣向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主政的台北市政府喊話，可以從文史保護的角度來設法阻止，同時間立法院也應該關心這件事。蔣介石曾孫立委蔣萬安則是認為：「製造對立及仇恨，無助社會和解，實在無法認同。」
移除大廳蔣介石銅像似於法有據
促轉會正式提出「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方案」的規畫構想，主軸以「改造威權空間」、「重構紀念敘事」為整體園區空間的兩大轉型方向，並結合移除堂館內大廳銅像、紀念緬懷性質之展覽等象徵，藉此公共空間反省威權歷史，並預計於明年度上半年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之規定，將完善後的方案成果，納入該會任務總結報告，並依法提交行政院。
而依〈促轉條例〉第2條第2項之規定，促轉委員會係行政院下所設二級獨立機關，負責規劃和推動有關還原歷史真相、清除威權象徵、促進社會和解等轉型正義事項等需執行事項。
而其中同條例第5條第1項更明文規定，就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從法條文字上觀察，促轉委員會所公布的〈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方案〉，包括移除大廳銅像，改造堂體功能及外觀，以及破除園區整體崇拜軸線等內容，似於法有據，無可指摘。
然而台灣社會經過數次政黨輪替之後，追求轉型正義，但把「威權」跟「轉型正義」直接概念連結，歷史沉淤再度受到攪動，朝野、族群對立日見嚴重，政治主張路線之歧異也益發擴大。在野黨與其支持者屢屢抗爭，為了「轉型正義」，台灣未來還是否需要付出沉重的社會成本嗎？
法律學者泰多咸認，轉型正義理論是在威權統治消亡之後，釐清威權時代所發生的事實，進而立足於現在已經有所轉變的正義觀，對過去的行為予以評價，以表示未來應依從現今的正義觀，以避免重蹈覆轍，預防未來政府對可能對人權的侵犯，並撫平傷痛，給予社會最終的和解。
而台灣社會係由多種具有不同歷史記憶的族群所構成的共同體，欠缺共同的歷史認識，使台灣社會不易形成包括自我認同在內的共識。是以我們在轉型正義的執行上，更應採取較具有包容性的理論，應將所有各個族群的歷史經驗納入「我們」共同的歷史記憶。就像英國歷史文化之於美國，中國大陸乃至於國民黨執政歷史文化本是台灣的一部分，沒理由排斥。
究責優先還是和解至上？
促轉會雖表示，〈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是在2018年11月時所提出的構想，提供文化部參考辦理，並在廣納各界社會意見，在今年9月1日確認。
然而此部分所稱「廣納各界社會意見」過程，均係於一般民眾無從參與，甚至是無從知悉的情況下產生，其方案的最終形塑的決策過程，更是不透明；且台灣威權象徵的建築物，並非只有中正紀念堂，諸如前身為總督府的總統府，不也是更「無爭議、赤裸裸的殖民威權」象徵。
促轉會捨此不為，卻選擇最有衝突性的中正紀念堂，此種缺乏公共思辨參與的決策，在外界看來無疑是粗暴的、帶有明顯政治謀畫色彩的，實無助於達成集合共識、撫平傷痛的目的。
特別是在目前台灣各政黨對於「轉型正義」的理論內涵和手段仍缺乏共識下，若民進黨企圖倚仗其行政、立法優勢強行通過其所主張的轉型正義模式，勢必再掀起朝野以及社會的對立，所帶來的正是轉型正義所不樂見看到的再次傷害與撕裂。
當威權統治已逝，而被害者也經過平反，願意放下怨恨，一個分裂的社會或國家，才能經由和解走向團結。轉型正義具有憲政層次的重要價值，但在致力實踐的過程中，總會遭遇到質問：到底是究責優先還是和解至上。
粗暴的轉型正義，只是另一種不正義
我們需要謹守的是，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是促進和解，並以法律制度防止再犯；我們也必須戒慎恐懼，因為轉型正義不能脫離歷史脈絡，稍有不慎，就會陷入政治惡鬥的泥沼之中，淪為執政者快意恩仇的工具。
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台北市長柯文哲說過一句有助和解的暮鼓晨鐘：「歷史就是歷史，有時候留著，也可以提醒我們有過那段歷史」。筆者更想表達的是：「粗暴的轉型正義，只是另一種不正義」。
＊作者曾任法官，現為執業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