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本質上，是進步與反動之爭，是順應時代潮流與違背時代潮流之爭。這是臺灣近代先輩，在世界思潮的影響下，為反抗日本統治階層的優越感和民族差別待遇政策，所進行的包含有民主與民生要求的民族運動。
大致地說，這項運動從一九一九年一次世界大戰後，漸漸醞釀興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臺灣民眾黨被日據當局強制禁止，日本又對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才漸趨尾聲。在十多年的運動過程上，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曾經經歷兩次路線之爭：第一次在一九一九年末到一九二○年初，爭論的主題是應撤廢六三法案抑要求臺灣自治；第二次在一九二六年末到一九二七年間，爭論的主題是民族運動抑階級鬥爭。第一次路線之爭，確立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以下簡稱臺議運動）的共同奮鬥目標，這是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歷史上空前的大團結時期；第二次路線之爭，卻使臺灣近代民族運動走向公開分裂，分裂後的抗日團體後來內部更又繼續分化。
六三法案
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日本依馬關條約，佔據臺灣之後，即於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三月提出「委任立法」法案於帝國議會，同年六月以法律第六十三號，公布「關於施行臺灣之法律」，這就是所謂的六三法案。
六三法案全文如下：
第一條：臺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域內，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第二條：前條之命令，應得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之議決，經拓殖大臣奏請勅裁。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之組織，以勅令定之。
第三條：遇有臨時緊急情況，臺灣總督得不經前條第一項之程序逕依第一條發布命令。
第四條：依前條發布之命令，發布後應即奏請勅裁並向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報告。不經勅裁時，總督府即公布該命令不再發生效力。
第五條：現行法律或將來發布之法律，其全部或一部施行於臺灣者，以勅令定之。
第六條：本法自施行之日起，滿三年時，失其效力。
六三法案的最主要精神，就是經由日本帝國議會的授權，賦予臺灣總督，得在臺灣逕行發布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律令」。這項委任立法，正是臺灣總督在據臺初期，能在臺灣推行專制政治的最主要法律依據。
六三法的有效期限，雖然只有三年，卻幾度延長；一九○六年，六三法改名為三一法，仍維持委任立法精神，但有效期限改為五年，一直到一九二一年，田健治郎接任臺灣總督，成為第一任文官總督，力倡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才以法律第三號取代三一法，而結束長達約二十五年之久的六三法所代表的委任立法精神。
日本據臺初期，臺灣總督均由軍人充任，稱為武官總督。在武官總督時期，依六三法的委任立法，發布不少惡法，像犯罪即決例、保甲條例、匪徒刑罪令、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等，對臺灣同胞的人權及生命侵害甚大，臺胞對六三法極為厭惡。這種厭惡之情，可從臺胞根據《論語》改寫成的《新論語》字句中略窺其一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臺謀而不忠乎？與六三戰而不勇乎？行不健乎？
子曰：六三者，能生人，能殺人。
子曰：酷矣，六三也；傷也，吾不復言西庵（按：指西來庵事件）。
子曰：六三之存不可防也，一則以恐，一則以懼。
子曰：朝撤廢，夕死可矣。
子曰：六三之為虐也，其至矣乎，民鮮不怨矣。
第一層次的爭論──撤廢六三法抑要求臺灣自治
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火炬，是由日本本土的臺灣留學生首先點燃。日本本土的臺灣留學生，一面受到中國五四愛國運動的衝激，一面受到日本本土民本思想的薰陶，一面更受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性民族自決浪潮的洗禮，當他們放眼臺灣島內落伍的殖民現狀，奮發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及至轟動國際要求朝鮮獨立的「三一」事件發生，更使他們由奮發之情一變而為實際行動。一九一九年末，在日本本土的臺灣留學生先後有聲應會、啟發會的組織，一九二○年一月更成立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新民會。新民會的目的是為「研討臺灣所有應予革新的事項，以圖謀文化的向上」，其中決定的行動目標之一，就是為「增進臺灣同胞幸福，開始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
當留日的臺灣留學生，「為增進臺灣同胞幸福」，決定「開始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時，臺灣島內卻仍在六三法的枷鎖統治之下，所以在運動初期，留日的臺灣留學生不僅對六三法公然抨擊，更進而公開要求撤廢法律第六十三號。
但六三法所以能特別立法，除了基於「緊急處分之必要」考慮外，便是承認臺灣的特殊性。而當全世界性的民族自決浪潮，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瓦解四個帝國（奧匈、土耳其、俄羅斯以及德意志帝國），出現六個民族國家（波蘭、捷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及芬蘭），且更由歐洲的力行，漸向世界各地，包括亞洲的印度與中國推進時，臺灣是否應捨撤廢六三法運動，而依六三法所承認臺灣的特殊性，進而要求臺灣自治，便成為留日的臺灣留學生在運動初期最主要的內部爭論。
在此一爭論的過程上，影響以後運動方向發展最具關鍵的人，便是當時留日學生之中，對殖民地政策最有研究的林呈祿。他在有名的〈六三問題之運命〉一文裏，這樣寫道：「所謂六三問題者，畢竟不過日本帝國，對於有特殊事情之臺灣，應施行之法律，其當在帝國議會制訂之耶，或當委任行政機關之總督，而使之制訂耶之爭論而已。至對新領土之臺灣，其當施行真正之立憲法治制度，及當如何擁護伸長臺灣住民之權利與義務問題，則尚未涉及焉。茲二十五年來沉默於日本帝國統治下之吾等島民，處歐洲大戰後，列國之內治外交正在大行刷新改造之今日，為永保東洋之平和計，覺有究明此六三問題解決點之必要焉。」為了「究明此六三問題解決點之必要」，林呈祿認為應承認臺灣的特殊性：「今者帝國之統治根本方針，尚非吾人所得知，唯由實際上觀察之，則吾人聊與從來政府之所疑相同，有舊歷史，有特殊之民情風俗習慣，有固有之思想文化之現在臺灣三百五十萬漢民族，果能使其與內地大和民族，在純然同一制度之下統治之耶否耶，是不能無疑問者也。」據此林呈祿下結論說：「六三問題之解決，由純理上考之，固有將來撤廢臺灣之特別統治，而在帝國議會為同一立法之理；然由實際上觀之，則以為不可不寧更進一步，而使設臺灣之特別代議機關，以行特別立法者也。」林呈祿稱「臺灣之特別立法，當達到無論其為居住臺灣之內地人（按：指日本人）與本島人，均以由在該地方有利害關係之住民所公選之代表者，以組織特別代議機關。」林呈祿並稱這才是「真正自治之方式」，亦為「最進步之殖民地統治方式」。
林呈祿這種立論，不但有意捨棄六三法撤廢運動，而且又運用六三法所承認臺灣的特殊性，進而要求自治。他的這種論點，扭轉了整個運動方向的發展，半個世紀之後，楊肇嘉在〈臺灣新民報小史〉一文中這樣回憶道：「在《臺灣青年》初期，未開始臺灣議會請願以前，一般對日本殖民政策沒有深刻了解，甚至盲目地共其同化的濫調。林（呈祿）氏對理論工作最有貢獻的介紹自治，主張設立議會……把整個民族運動的方向扭轉了過來。」
在林呈祿「把整個民族運動的方向扭轉過來」的同時，朝鮮閔元植被刺事件，也強化這個方向的扭轉。閔元植保韓國國民協會領袖，為韓國親日派政治人物，向來主張日本中央政界應撤廢朝鮮總督的「制令」特別立法權（朝鮮的制令等於臺灣的律令）──此一運動和臺灣的六三法撤廢運動相同，又主張應選舉韓國代議士參加日本帝國議會──此係接受日本人的內地延長主義，但他卻於一九二○年到日本進行這些運動，提出這些要求時，在東京火車站遭人暗殺。閔元植的被刺，更加滋長留日的臺灣留學生要求臺灣自治的思想，且使「本來已不夠份量的六三法撤廢運動，益發覺得索然無味」。刊登於《臺灣青年》一首〈弔閔元植〉的詩，頗能反應這些留學生的心境：
自負維新蓋世名，誰知荊聶不同情，欲求參政身先死，功罪千秋有定評。
同化由來未可求，自除種性命不休，淒風苦雨三韓路，死後能無故國憂。
＊作者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促轉會主委，現任臺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兩個太陽的臺灣：臺灣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增訂新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