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所推崇的「軍事化」，針對的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對日本終將一戰的基本局勢。
「生產化」，推崇實業，反對奢侈、反對不勞而獲，就是針對那些發國難財的投機商人。
而繁瑣的個人衛生與行為規範，則是衝著傳統禮教而來，試圖將人民從過於親密的傳統家庭倫理中解放出來，打造一個個有意識地會與人保持距離、但又不妨礙與陌生人協作、融入更大團體「國族」的個人。
有些人可能經歷過，在學校或軍隊的團體生活中，有著「個人衛生杯」這樣的制度，那就是新生活運動的遺跡。使用公筷（而不是直接一人一份），也是從新生活運動開始大規模推廣。
新生活運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針對性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熟悉了，但這種重視生活紀律、重視負責任態度的軍事教育，偶爾還會出現在新聞中，作為扶貧、扶弱事業中，有效的第一步。
新生活運動在國共內戰期間提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針對性自然也不言而諭。
有別於新生活運動對於個人衛生的堅持，中國共產黨方面則認為，知識份子應該以農民的形象改造自己，衛生習慣方面當然也要與農民的標準一致，起床後抱怨全身都是跳蚤的，是一種知識份子尚未覺醒、亟待改造的症狀。兩方的理念是尖銳對立的，在許多照片與紀錄中，雙方在氣質上的差異，往往也是一望即知，追根究底這是雙方在美學上的差異。
無論是新生活運動中的「禮義廉恥」，或是後來針對訴求破舊立新的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明眼人一看即知，這裡面的禮義廉恥、文化復興，早就不是傳統上的意義，而是揉合了傳統、民主、科學的全新東西。
它的意義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堅定地扛著過去的招牌，一方面堅定地納入新的東西。
1983年4月在台灣的兩報爆炸案
回到〈一剪梅〉的80年代台灣。現在大家想到80年代的台灣，恐怕比較多的是想到1980年的林宅血案、美麗島大審，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或許還有1984年發生在美國的江南案。只是事實上，就在〈一剪梅〉發行的隔月，1983年4月，也發生了《聯合報》與《中央日報》的兩報爆炸案，此時的台獨運動也染上了恐怖主義，兩報爆炸案只是1970年代以來一連串爆炸案、行刺案的其中之一。
雖然大家總是試圖把自己的故事說成是正義與邪惡的簡單二元對抗，但真實的歷史卻更像是一幅太極圖，局勢越是往穩定推進，敵對各方的內部反而越有鷹派試圖用更極端的手段激化局勢、以奪回話語權，破壞任何折衝與漸進的進程。盧溝橋事變當時的中日如此，二二八事件的美中台如此，1970到80年代的台灣亦然。
一旦局面失控，敵我的鷹派全面占據政治制高點，苦的永遠是雙方百姓，這一點對於現在的台灣，特別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