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造成的階級不平等，沿著三道階級線劃了出來。第一條是年齡差距，國外打疫苗排序大多是依照年齡由長而幼，台灣加入第二類的中央與地方重要官員，以及第七類的外送員、記者和教職員等，施打順序比重大傷病者還優先。台北市長柯文哲指第七類是所謂的「國家特權」，作家楊照認為這種排序充滿了「台灣特色」，沒看過其他國家有這樣的排法，堪稱「全世界疫情下的奇觀」。疫苗分配不公將埋下階級對立的火種。
第二條階級線是職業別，餐飲、攤商的服務業生意掉了七到八成，受衝擊最大，而他們居住的環境比較擁擠，常與不特定群眾接觸，多半搭乘大眾交通系統，比如台北市的環南、萬大、濱江市場的攤販，他們染疫風險當然比政府官員、企業經理人或科技新貴更高；但有能力買疫苗給員工打的是台積電、鴻海等高科技業，這些族群往往更有機會能到國外打疫苗。
第三條階級線是國內外之別，國內一般民眾為了搶打殘劑，無所不用其極，宛如電影《飢餓遊戲》的情節和場景，預約平台爆量迫使地方政府緊急喊卡；相較之下，有錢人參加「高檔團」去國外（美國、關島和中國）打疫苗，一般民眾苦等不到疫苗，卻要眼巴巴看著富人出國「疫苗旅遊」。
新冠疫情加劇「全球人」與「在地人」的階級差距。德國哲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就指出，在全球化造成時間／空間壓縮的同時，人類卻是新部落化及基本教義派的傾向；一邊是超地域的「全球人」掌握發言權、在世界上制定遊戲規則，另一邊則是被加倍固著在土地上的「在地人」，兩者之間的溝通管道徹底瓦解。
沒錢人（在地人）等本土疫苗，有錢人（全球人）打國外疫苗。特權搶打話題在台灣延燒至今未休，追根究柢就是疫苗短缺。蔡政府必須盡快解決疫苗荒，讓充足的疫苗進來台灣，才能夠根除特權疫苗的分配不公現象，以及富豪出國打疫苗造成弱勢族群的相對剝奪感，避免台灣惡化成了「階級之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