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性特權，造成民眾的疫苗相對剝奪感
疫苗是人權，不是特權，病毒之前人人平等，公務員當然也有生存權，同受憲法保障，但是，公務員受民眾供養（納稅），無可避免必須把為民服務擺在己身利益之前，這也是為什麼放眼民主國家，除了為緩和民眾疑慮而帶頭先打外，「官員先打」是絕無僅有的排序方式。貧富差距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是源自富人與窮人之別，這裡頭還有個人努力與社會是否提供公平的晉升機會等複雜因素，可怨天却難尤人；疫苗之打得到與打不到的相對剝奪感，却是因為政府（官員）掌握了疫苗資源以及分配的權力，特別是平平都是完糧納稅的公民，有人排不到而摔大跤，經常進出醫院的重症患者也排不到疫苗，有人打到了却被罰，罰與不罰都由政府官員說了算，豈不是「組織性特權」，其誰能平？心有不平不能怨天只能尤人，這個「人」，當然就是政府。
食藥署列冊的一千多人，是不是每一位都得走出辦公室，在「第一線防疫現場」協助？官員不說，還是沒有答案，但食藥署超打特別讓人難以忍受，不僅僅是無法分辨這上千位編制內外的公務員到底有沒有在第一線，而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疫苗生殺大權，國際疫苗開放入台，需要他們的EUA，國產疫苗能不能跳過常規？也得他們的EUA，結果他們打完了國際疫苗，却要國人接種未經三期的國產疫苗，專業和良心上過得去嗎？
施打疫苗的一千多人，絕大多數大概也沒有疫苗專業，長官說能打他們就打，長官要造冊，擠進去又何妨？完全符合既自私也平庸的人性，就是少了屏東縣長潘孟安說的「正直」，和陳時中口中的「氣質」，但却無可避免的得為疫苗不執行造成的民怨背鍋，公平嗎？打過的疫苗吐不出來，不但吐不出來，在多數人打不到疫苗的時候，他們還有第二劑；陳時中大概想著頭過身就過，但是，只要台灣還有一位想打却打不到疫苗的民眾，這股民怨就沒有過去的時候，蔡政府還想查辦朱學恆嗎？那得提防「送花籃到衛福部」成為全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