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順時勢」價值觀，至日中戰爭期間，躍升高潮。一九三九年台灣出現了歌頌皇軍攻陷南京、武漢的功業以「激勵宣提日本魂」的漢詩集《現代傑作愛國詩選集》，作者大多數是漢人，少數是日本人。中國亡國在即，愛日本比愛中國有利，恐怕也是當時許多人的想法。支持日本勝戰，台灣人不單捐獻金錢、還積極參軍，那怕到戰爭末期，想法仍是：「菲律賓被奪取的話，就可知台灣的命運。想到此，就令人心痛。我們絕對堅守聖土，以除子孫後顧之憂才是。」
但「與敵合作」最終會異化成敵人的一份子嗎？如最初言，其合作為「權宜、將就、委屈」等糾纏不清的妥協態度，在最後關頭，潛意識中「族群主體性」還是會掙扎浮現的，如前所述非常務實的台南醫師吳新榮在日本宣佈投降之翌日，與好友「各脫衣裝，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聲絕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這證明，只要我們內心深處理智堅定，清醒明辨「侵略者、亡國者」的加害角色，儘管現實上面對邪惡強鄰要與虎謀皮、權宜合作，但只要不忘初心，先借敵資己，求生存再圖發展，也許比堅壁清野、盲從意識形態，以卵擊石，又絲毫未獲而來得更高明、更智慧。中共對台灣採取的一切措施當然是「統戰」，當然是陰謀，但在統戰的架構下，予對方的又必然是最好、最高規格的資源待遇，雖是小利、雖是籠絡，但當「民困而不知救」之時，「與敵合作」未嘗不是一途。就像千萬台商，到中國純粹是為了市場、為了圖利，而不是為了貢獻那霸權的「中國夢」，稅利還是回流台灣，建設這「同島一命」的家國。
＊作者為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