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除凸顯執政黨只靠意識形態治國、管理無能外，更暴露出台灣在國際間被孤立的現實困境。美國姍姍來遲的少量疫苗只占其九牛一毛，距離島民基本需求的相差甚遠，杯水車薪，「美國爸爸」還是未能完全依靠。而那個「祖國」仍陷於政治紛爭，上海復星BNT因「中國因素」而障礙重重，中共下的任何品牌疫苗無論「贈」與「售」皆渡不過海峽。結果，台灣這防疫模範生南柯一夢，只剩下護國神山台積電的交換價值。
這次危機，縱觀所有的環境和條件證明，現代中國緊握著可干預或控制台灣生存的一切資源，任憑軍事、經濟到藥品，那怕是人類生命的原始需求，既殘酷又骨感。中華民國昔日統治者告誡我們「漢賊不兩立」，與敵合作便是「賣台」、「台奸」，千古罪人，但隨著兩岸國力消長，與中共的較量從「不對等的戰爭」到懸殊的「不可能的戰爭」。台灣既沒實力仿效美蘇冷戰，又阻於同文同種的牽絆，走不到麥卡錫主義的同仇敵愾社會，情感敵友難分。
唯不變的事實，一九四九年後對岸「中國」絕對是我國敵人，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對中華民國，或中國相對台灣，在中共大一統終極目標下，我們的自由民主都會灰飛煙滅。但無奈，台灣難以自保，盟友又利益掛帥、左右逢源，故此我們除歷史的對立思維外，也許「與敵合作」的曲線救國模式，能借敵資以茁壯自己，苟存偏安。
Collaboration，一般中文翻譯為「通敵合作」，本文以「與敵合作」為語意解釋，表示非占領地的負面立場。此名詞始於一九四○年十月三十日，菲力浦‧貝當(Philippe Petain) 在與希特勒於蒙圖瓦(Montoire)火車站會談之後六天，法國電台宣佈「兩國之間已經在構想合作」，儘管其合作性質為「權宜、將就、委屈」等糾纏不清的妥協態度，圖的是本身國家政權的生存。而在中國文化裡，「與敵合作」則被認為是道德瑕疵、背叛的罪行，但這都是統治者訂下的標準及教化宣導，真相往往並非如此。例如，近代中國最大的敵人便是中日戰爭的侵略者日本，其在中國境內扶植了幾個傀儡政權，其中以「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最為著名，與代表正統的國民黨重慶政權分庭抗禮，蔣中正和汪精衛就形同「戰」與「和」的極端化身。但凡事皆二元對立這麼簡單絕對嗎？蔣氏真堅決主戰而無考慮談和嗎？「和」究竟是最終目的還只是「誘和」策略？歷史是勝利者敘述的，或許隱瞞了真相，欺騙了後人，如一九三三年，由蔣政權任命從事《塘沽協定》秘密交涉的黃郛便憤慨：「希望今後彼此真實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蔣中正)，誤國者為為兄(黃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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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是中日戰爭極重要的民意及理性選擇，客觀上中國沒有戰勝日本的條件和能力，遂汪氏主張議和，中日合作，避免「亡國」悲劇，但結果換得「漢奸」罵名，而蔣氏則塑造堅毅抗戰形象，揚言：「以後凡有主張與敵從速接洽言和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可是，在歷史表象背後，蔣政府卻默許日方透過德國大使陶德曼與孔祥熙秘密協商和議、張季鸞與姜豪的和談活動、與汪政府周佛海維持聯絡接觸、最後甚至利用繆斌終戰前的「和平奔走」以要脅美國爭取更多武器和資金援助。
相較國府的雙面手法，另一廂的中共更不遑多讓，情報負責人潘漢年私通汪、日兩方，聯合「七十六號」特務部門，提供國軍機密情報，爭取共軍與日軍停戰，並設法干擾日本與重慶間之和談，使日蔣長期戰爭，有利壯大共軍力量。而攻擊方日本，則「戰」、「和」併用，從廣田三原則、近衛聲明……到敗戰前的小磯和議，均善用「以和迫降」，削弱對方政治實力或減低自身消耗以獲最大利益。以上蔣、汪、共、日四方，於彼此敵對關係中仍採「和」為計策，吸收能量、換取時間，延續政權生存達至戰略目的。
中華民國情況是如此，那台灣「與敵合作」的身段便顯得更柔軟了。敵人同樣是日本。一八九五年，清國甲午戰敗，割台求和，在面對被祖國拋棄的命運，「同島一命」的台灣人自組「台灣民主國」保衛家園，時「聯甲局」正管帶彰化耆老吳德功參與抗日，兵敗在野，總督府成立後以官職利誘，吳氏乃出任參事、教職、評議委員，並參與日方籠絡台文人之「揚文會」，獲頒紳章，晚年更毫不避諱以身為日本國民為榮。如是，在大時局動盪變遷中，存活壓抑了認同，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不諳日語的辜顯榮因領日軍進台北城而受器重，更成為首位日本貴族院議員的台灣人，共存共榮。
異族殖民統治雖然帶有差別性、剝削性，但其現代化進步發展，逐漸改變島民從對抗到合作的思想、立場，曾任台中葫蘆墩庄長、保正二十餘年的張麗俊，便比較日本在台的積極建設，和昔清國「化外之地」的經營，他在參觀桃園大圳時感嘆：「兩岸及圳底用英灰造就，其隧道內之堅固不言可知矣。有此巧妙之位置，又有此巧妙之人工，若清政府永為凶蕃埋伏之所，安得桃園地方旱乾之畑而變成水田三千餘甲也。」台南文人、醫師兼地方政治人士吳新榮更呼籲「人人都順時勢」來作處世宗旨，因為「這是時勢，這是潮流」，要為當局所用、發揮所長、貢獻地方，方為有意義的生活。另一廂，家族世代保存漢文化、大半生文化抗日的地方領袖林獻堂，也未推行獨立運動，不革命而行改革，只爭取自治請願努力十餘載。
這種「順時勢」價值觀，至日中戰爭期間，躍升高潮。一九三九年台灣出現了歌頌皇軍攻陷南京、武漢的功業以「激勵宣提日本魂」的漢詩集《現代傑作愛國詩選集》，作者大多數是漢人，少數是日本人。中國亡國在即，愛日本比愛中國有利，恐怕也是當時許多人的想法。支持日本勝戰，台灣人不單捐獻金錢、還積極參軍，那怕到戰爭末期，想法仍是：「菲律賓被奪取的話，就可知台灣的命運。想到此，就令人心痛。我們絕對堅守聖土，以除子孫後顧之憂才是。」
但「與敵合作」最終會異化成敵人的一份子嗎？如最初言，其合作為「權宜、將就、委屈」等糾纏不清的妥協態度，在最後關頭，潛意識中「族群主體性」還是會掙扎浮現的，如前所述非常務實的台南醫師吳新榮在日本宣佈投降之翌日，與好友「各脫衣裝，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聲絕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這證明，只要我們內心深處理智堅定，清醒明辨「侵略者、亡國者」的加害角色，儘管現實上面對邪惡強鄰要與虎謀皮、權宜合作，但只要不忘初心，先借敵資己，求生存再圖發展，也許比堅壁清野、盲從意識形態，以卵擊石，又絲毫未獲而來得更高明、更智慧。中共對台灣採取的一切措施當然是「統戰」，當然是陰謀，但在統戰的架構下，予對方的又必然是最好、最高規格的資源待遇，雖是小利、雖是籠絡，但當「民困而不知救」之時，「與敵合作」未嘗不是一途。就像千萬台商，到中國純粹是為了市場、為了圖利，而不是為了貢獻那霸權的「中國夢」，稅利還是回流台灣，建設這「同島一命」的家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