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代表的意義，就是機會，這個機會可以讓人站在一座生活及知識的高台上，提昇文化、維繫生命及保障人類的永續未來。世上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唐納‧甘乃迪《學術這一行》
2011年8月號（第356期）《科技報導》刊載了長庚大學周成功教授的〈學界領袖哪裡去了？〉一文，讀後恍然若有所感。筆者因以解析宋朝范仲淹名作〈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首詞，願與大家一起思考。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大部分由於個性使然，較小部分由於家庭以及外在的因素，當我們選擇了走上科學研究的這一條道路，我們的人生或許就難免於有點悲壯與感慨。——這其中，還包括主動的或者被動的，選擇了留在美國或是在（具有極度關鍵性影響的）事業中的哪一個階段回到國內。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
研究的道路漫長而沒有止境，我們爬過一山再一山；我們替自己選擇的一山高過一山，我們無法將息。
「羌管悠悠霜滿地。」
我們無休無止的工作，在夜深人靜之時，其中的艱苦只有自己知道。甚至當我們獲得突破之時，其中的歡欣，也只有自己能夠深切體悟，難以有人領會、分享。
「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可是我們的研究，我們的選擇這一條道路，也並不只是為了自己個人。我們辛勤的工作，是為了讓我們的年輕的教授和後來的學生，能夠有更好的機會，比我們爬得更高，看得更遠！——寒夜孤燈，將軍無眠，並不只是為了想念自己的家園，更是為了無數的兵士的艱辛與危險。
文化史上的范仲淹
范仲淹不僅是一名政治家、一名將軍，他更是一位學者，一位儒將。他看得高、看得遠，並且不為自己的名利，公正無私的提攜、獎掖，積極培植後進。最感人的例子之一是《宋元學案》中記載的：宋代理學中之「關學」始乎張載（世稱橫渠先生），而導橫渠入聖人之門，先生（范仲淹）尤為有功。《橫渠學案》稱：「（張載）少孤自立，志氣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改志於道。」這一年，范仲淹五十二歲，張載二十一歲。
例子之二是范仲淹經略陝西時，選拔了一批將領。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戰勇猛，臨陣披頭散髮，戴銅面具，所向無敵。范仲淹對他十分賞識，並授他《春秋》、《漢書》，說：「將不知今古，匹夫之勇，不足尚也。」狄青努力研讀，漸通兵法，後成為一代名將。（參看洪亮《蘇東坡新傳》）
在這二個例子中，雖然宋積弱、夏頑強，二國邊界軍務緊急，但是范仲淹仍然能夠看得高，看得遠。他有遠見、有器識，有能力，為國儲才（學術人才！）。他一定相信，學術是一項長久積累的事業。他寬厚的獎掖人才，耐心的培育後進，他並不偏窄急迫於建立和攫取自己個人的一時的事功與名利。
亂流中的清流
吟誦范仲淹的詩詞，想見范仲淹的作為，以古鑑今，在今日眾人狂猛追逐學界能見度與國際排名的過程中，我們期待國內的學術領袖們（根據周成功教授的說法，我們有學界領袖嗎？），展現他們的學識、氣度、胸襟，與高度和深度！比如，除了有時在報章以及雜誌上發表或回應一些應時的、簡短的、即席片段式的訪談意見之外，何日我們的學界領袖和大學校長們，也能夠寫出像美國史丹福大學卸任校長唐納‧甘乃迪（Donald Kennedy）在《學術這一行（Academic Duty）》（天下文化，2000年出版）一書中所展現的有深度、有高度、有器度，對教學、研究與服務三方面的全盤性的系統性的深厚論述呢？——這些自成體系之深厚論述與闡釋（300多頁）所記錄的，正是他身為一校之長如何帶領全校師生邁向學術卓越的教育理念（「思想」）與具體作法（「落實」）。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西元一０九一年（北宋元祐六年），四十五歲的蘇東坡當了穎州（今安徽省阜陽市）知州，他遊穎州的「西湖」，寫下了一闕名詞〈木蘭花令‧次歐公西湖韻〉：「霜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穎咽。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上片）」這首詞，是對他的老師歐陽修四十三年前在此地所寫的一闕〈木蘭花令〉「西湖南北煙波闊」的和韻，此時距歐陽修逝世已經將滿二十年。
蘇軾的人生備極坎坷，但是他對於他的老師歐陽修一直極為敬重，終生感念。蘇軾敬重懷念歐陽修是有道理的。歐陽修是北宋的文壇盟主，但是當他擔任主考官期間，閱讀到初出茅廬的蘇軾的文章時，他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後來，歐陽修又對他的兒子談論蘇軾，說：「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歐陽修謙卑的認為，三十年後人民會廣泛的流傳誦讀蘇軾的詩詞歌賦，卻不會再記得（歐陽修）自己的文章了。歐陽修識才，愛才，他一生不遺餘力的汲引人才，並為他們開闢道路。當說這些話之時，歐陽修五十歲，蘇軾二十一歲。歐陽修的學術文章、器識遠見與大公無私的作為，使他當之無愧的成為了北宋的學界領袖！
附記
1932年8月，胡適在《獨立評論》雜誌上發表了〈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其中寫著：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歐洲歷史悠久的大學〕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 然而〔抗戰前的中國〕這些新起的「大學」，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這幾段話，在歷經幾多動盪與世變的八十年後的今天，仍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有著重大參考意義和啟發作用。胡適認為，優良的大學才能訓練出符合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所需要的領袖人才；而優良的大學源自於該大學的悠久歷史！
本文原刊2011年9月《科技報導》，主要是回應周成功教授〈學界領袖哪裡去了？〉一文。六年過去，相同的扣問依舊。
＊作者為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