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中國限制大多數家庭只能生育一個或兩個孩子，而現在將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三個子女，並提升在教育和兒童保育的投入。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變化，然而，鑑於其他許多國家藉助財政激勵措施提高出生率的努力成效有限，而且2015年類似政策調整獲得的迴響平淡，這代表，要阻止中國出現最嚴重的人口危機恐怕為時已晚。中國嚴重嬰兒荒的影響，將波及全球經濟幾乎每一個角落。
首要影響之一可能是近來各企業早已非常關注的問題：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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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國勞動力大幅減少並不一定代表勞動密集型消費品的價格會上漲。價格會不會上漲還要取決於需求、自動化水準、運輸技術等諸多因素。但在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總成本似乎確實可能在未來10年左右大幅上升，特別是，如果印度繼續受困於貧瘠的基礎設施和保護主義情緒的話。越南等地對解決上述問題有所幫助，但其勞動力規模與中國存在著好幾個量級的差距。光是中國廣東省的人口就比越南多了大約30%。
中國融入世界經濟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產生了巨大影響，原因之一是從人口統計學角度看，中國幾乎準確把握了向世界開放的時機。15至64歲的人群在中國人口中的佔比本就相當高，從1990年到2010年，這個比例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達到了75%。
那段時期裡，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跨國企業突然獲得龐大且廉價的勞動力，不僅如此，總體而言，工作的人需要照顧的家屬相對較少。打工族更願意去冒險，去遙遠的沿海大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然而，情況已逐漸發生變化。根據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的數據，中國有大約一半的農民工年齡已超過40歲，而在2008年，這個比例只有30%左右。他們中的許多人將發現，自己有責任回老家照顧年邁的父母。
自2017年以來，中國進城務工人口和整體城鎮勞動力的增長速度都出現大幅放緩，這與中國15至64歲人口數量開始明顯下降的時間點非常接近。相較於總人口增長下降而言，適齡勞動人口的下滑是個更令人擔憂的趨勢。這代表，推動勞動者從低附加值的農業或地方服務業轉向高附加值製造業，亦即推動中國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因素——可能已開始受到一些自然因素的限制。
即便是在新冠疫情造成衝擊之前，中國官方數據已顯示，2018年的城鎮勞動力增量已經跌至1000萬以下，為2002年以來首見，而且2019年仍維持了這種趨勢。調查數據還顯示，自2017年以來，城鎮就業機會與城鎮勞動力數量的比例穩步上升。
城鎮化及人口增長放緩也可能對大宗商品價格產生重要影響。目前，中國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現減少碳排放的快速進展，這已導致鋼材供應量被強制削減、價格上漲，並為工業用大宗商品的買家帶來問題。但展望未來20年，儲蓄變少的老齡人口可能不太願意把辛苦賺來的錢拿來買新房，他們可能會對擁有可靠現金流的固定收益產品更感興趣，尤其是如果中國政府迎難而上、全面改革金融和資本帳戶相關規定，那麼出現這些情況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這不僅會打擊鋼鐵需求，也會殃及銅的需求。因為得益於清潔能源和汽車領域的投資，許多投資者似乎都把銅視為非常穩當的押注對象。但來自礦業巨頭必和必拓（BHP Group）的資訊顯示，截至2018年，建築業仍是中國最大的銅需求來源，對總體銅需求的貢獻率為26%，高於電力產業和耐用消費品領域，後兩者對總需求的貢獻率分別為22%和23%。如果未來中國家庭不再把房產視為最佳金融投資，那麼幾乎所有主要工業大宗商品的需求都將遭受重創。
通膨像狡猾的野獸，來得快，去得也快——各國央行官員今年正再次發現這一點，而且至少是在西方世界，服務對消費者來說往往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但是，除非事實證明中國在推進自動化和拓展勞動人口規模上的努力比預期更有效，否則，各地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商或許會在未來數年感受到壓力。此外，很多大宗商品生產商可能也會發現，客戶比預期中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