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時芭樂樹已來到我家。粉白小花開完，樹梢綠葉叢下躲藏著果實，全家五口人，十隻眼睛開始緊迫盯「果」。母親牙口好，看到果皮由綠轉白，外表還硬，就先摘下品嘗，父親要等到果皮轉黃，遠遠發出誘人甜香時，才慢慢品嘗。
我和兄弟三人，口味相當，但因珍惜芭樂成熟時從樹上摘下直接入口那分感覺，我們誰也不為搶先機糟蹋未熟的果實。芭樂熟時通常在夏季，大家放暑假不用早起，但為摘下滴著露珠，閃著朝陽的果子，三個小孩比勤快，比早起，品嘗芭樂的清甜脆爽，咀嚼早晨空氣中特有的芳香。
臺灣的農業技術在我高中時代已經突飛猛進，我們家前院種的棗樹都是良枝切接成功的，矮矮的，約莫一人高就都結實累累了。我最記得父親第一次擁有小照相機，喜孜孜地替母親留下側身摘棗的倩影，捕捉母親難有的燦爛笑容。原來他們老家除了盛產紅棗，也有類似的青綠脆棗，原來棗子是他們難解的鄉愁，在種棗樹的過程，他們椎心的眷戀解了碼，移了情。因戰火被連根拔起的他們，飽嘗撕裂之痛後，把自己如種棗樹般種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了，而且種得很深。
吃完午飯，外勞拿出以前父親母親在教堂裡頌揚上帝的詩歌本，準備做腦力激盪的練唱。父親看著歌本，若有所思好一會兒，突然轉身問我：「你媽媽去了哪兒？」
＊作者臺大中文系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州Butler University教育碩士，密西根州Wayne State University教育博士。曾在美國工作生活了十六年，回臺灣後從事英語教學師資培訓及教材編寫、出版等工作。現任臺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副理事長，專欄作家。著有《繽紛歲月》、《烤神仙》。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忘了我是誰》（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