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國民黨一直教育我們，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很惡劣，兩者之間有非常多衝突，但如果業佃關係這麼惡劣，為何佃農B會這麼感念他們的頭家?如果業佃之間沒有衝突，那麼我們實施土地改革的正當性在哪裡?
－徐世榮，2016，36。
根據1948年的調查，佃農平均佃租約占收穫量之56.8％，台中地區因為土壤比較肥沃，根據日治時期的統計，佃租甚至高達70％。佃農與雇農在這種土地制度中掙扎生存，不僅是土地經濟的問題，更是社會政治的問題。
－徐世榮，2016，39。
（一）、對撤佃與佃農退耕問題的誤解
在徐世榮的土改論述裡，1951年發生的「佃農自動退耕」問題扮演關鍵角色。對徐而言，「自動退耕」證成他想要突顯當時農村社會堪稱「和諧」的業佃關係；如同引文提到，這也對「國民黨政府」當時刻意操作業佃關係惡化的議題，以改善農民生計為訴求，以此作為推動土改的正當性打折扣。如透過現象與數據證明，當時業佃關係和諧，且政府強力推動減租下，佃農尚不顧自身生計維持，仍有大量「自動退耕」現象產生，徐言下之意，即「國民黨政府」推動土改背後的正當性就不攻自破了（徐世榮、蕭新煌，2003：45-50；徐世榮，2010：50-54；徐世榮，2016：47-48、79-80）。本節將指出徐對「自動退耕」的掌握和詮釋，存在歷史背景、基本數據和邏輯論證的嚴重謬誤，他據此指稱農村業佃關係堪稱和諧的常識性結論，也應重新被問題化討論。
本節就佃農退耕現象，就徐提出的詮釋提出批評與質問，從邏輯推論和相關證據證明在1951年發生大量佃農退耕現象，應非出於佃農基於和諧業佃關係下的自願行為，而必須有其他適當的解釋。
徐主張戰後初期業佃關係堪稱和諧，源於下列因素：父權意識形態、數代業佃恩情、地主顧及佃農的生計倫理，而他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是基於地主擁有所有權，掌握撤佃或續租的不對等生殺大權（徐世榮、蕭新煌，2003：42-44；徐世榮，2010：50-54；徐世榮，2016：46-48、79-80）。徐論及地主照顧佃農生計倫理的說法，卻反而佐證他描繪「和諧業佃關係」下佃農仍處於勉強生存邊緣的艱苦處境，徐提到：「由此有一重大之發現，即雖然地主對佃農收取高額之地租，使得佃農家庭的生活困苦，但是（地主）卻仍然會重視佃農的生計倫理，使其能夠生活下去，不至於讓其餓死或進行佃農抗爭活動。（徐世榮、蕭新煌，2003：42-44）」
根據引文，或徐對佃農處境的描述，儘管地主對佃農生計有所顧及，不會讓佃農餓死或群起抗爭，但在「和諧業佃關係」下，佃農處境仍相當艱難。而維繫表面「和諧業佃關係」，關鍵在地主透過掌握所有權衍伸的撤佃或續租權力，就徐的角度來看，佃農在艱難處境下為勉強維持生計，並害怕地主撤佃或不續租，才形成這套由父權意識主宰的業佃關係。
而徐對和諧業佃關係的解釋及其對佃農艱難處境的描述，則和他以和諧業佃關係，回頭來解釋「佃農自動退耕」現象產生矛盾，意即：既然佃農仍處境艱難，並因轉業困難，為維繫基本生計，才必須和地主維持表面和諧關係，是因害怕地主撤佃起租，危害自身生計維持。那為何佃農反而會因和諧的業佃關係，自己主動自願將耕地返還給地主?
在此我必須提出追問的是，徐筆下處境艱難的佃農，在放棄承租耕地後，轉業困難，生活何以為繼?而大量佃農因「自願退耕」，無法維繫生計，造成的社會動盪狀況，對社會可能造成何種衝擊，政府應如何解決?徐顯然未曾思考與處理這兩個層次問題，而僅聚焦在他詮釋的「佃農自動退耕」現象，對地主權益的返還，及造成國府推動土改正當性減損效果的「重大發現」。
徐談及國府在1951年推動《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立法的動力時，曾指出因《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未規範租期，而使只訂3年租期的地主，在1951年因租約即將到期，許多地主希望解除租約，不惜透過訴訟途徑，和佃農對簿公堂，最後多能取回土地，而對佃農生計形成威脅、造成社會恐慌（徐世榮，2016：44-45）。徐並未對撤佃事件的因果多著墨，但這與他主張的和諧關係有直接衝突，若以撤佃事件重新檢視，徐未說明對地主而言，為何僅是因租約到期，地主此時就不顧租佃恩情及佃農生計，而急於透過訴訟解除租約取回耕地；同時這一波透過訴訟進行的「合法撤佃」，導致對佃農生計的威脅和恐慌，是否仍屬於徐宣稱的和諧關係。
假定從徐解釋「佃農自動退耕」觀點，來檢視佃農在「撤佃事件」的反應，在當時法令制度不完備的情況，這些因租約到期，而被地主要求返還耕地的佃農，為何未如徐想像的欣然接受撤佃（被動放棄租佃權），卻反而起身捍衛自己的租佃權和基本生計，被迫選擇和地主對簿公堂。這表示佃農最終在面臨撤佃，威脅自身生計時的選擇，與徐對「自動退耕」現象的解釋產生矛盾。
我認為湯惠蓀的看法較有洞見和解釋力（湯惠蓀，1948：3-4），湯認為地主和佃農在承平時期雖相安無事，逢年過節甚或禮尚往來，但不代表業佃關係融洽和諧，而是從屬關係的展現。一旦佃農生計受到威脅，業佃利害關係產生分歧時隨即爆發衝突，這個問題癥結在地主擁有所有權，而掌握撤佃或續租的生殺大權。而徐世榮顯然未認識到，地主掌握撤佃或續租的不對等權力，是維持表面和諧關係的基石，卻也是造成業佃糾紛和衝突白熱化的雙面刃，而這正是湯惠蓀等土改者主張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動力與正當性。
徐對「自動退耕」的說法，欠缺對佃農和地主主觀考量及客觀環境的理解，顯得解釋力薄弱。而國府主管部門對佃農退耕的解釋可作參考。地政局認為發生「佃農退耕」風潮原因，是因部分地主為個人利益，企圖用各種方法回復其既得利益或另謀其他利益，但地主知道公然超收地租或強制撤佃方式，不為法令允許，因此部分地主透過威逼利誘手段，誘迫佃農出具退耕證明，表示佃農自願放棄承租，達到收回耕地的目的（民政廳地政局，未載明：12-16）。
在分析各類佃農退耕案後，地政局指出在減租後租佃地價格相較自耕地明顯跌落，而地主普遍認為國府隨後將實施限田政策[2]，推動耕者有其田，因此有急於出售土地的動力，地主為降低出售土地受到的損失，以某種權利金或部分耕地贈與形式，誘使佃農自動退耕，讓地主可以自耕地價格將土地售出（民政廳地政局，未載明：12-16；陳誠，1951：33-34；內政部，1951：26-27）。地政局對地主撤佃和佃農退耕現象的解釋，從地主在農村的社經地位及權勢運用角度出發，呈現當時業佃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並同時解釋地主基於自利行為，以權勢壓迫或利益交換方式，誘使佃農自動配合退耕的過程。而徐未能回答的問題，部分佃農為何不顧維持自身生計，而自願退耕的疑問也獲得解釋，在相關案例中，佃農可獲得權利金或部分耕地所有權，並另外尋找租佃地承耕。
（二）、「佃農退耕」數據的錯誤引用
假定佃農如徐所言是「自動退耕」，且確實出於農村社會和諧的業佃關係所致，係出自於佃農自願，那即便退耕案數量不如他錯估的嚴重，但仍會對國府推動土改的正當性產生挑戰。前面已指出徐對佃農退耕現象的誤解，接下來進一步指出徐對佃農退耕數據的誤用。徐對「自動退耕」案件量和占總租約比例，曾提出兩個不同數字，第一是據王長璽和地政局的統計加總，指出約有29000多件，佔總租約的8％（徐世榮、蕭新煌，2003：45；徐世榮，2010：50；徐世榮，2016：79-80）；第二是根據地政局從1950-1952年6月的全省減租糾紛統計，指出有35313件退耕案，佔總租約的9.6％（徐世榮，2010：47、50-54）。
第二個錯誤引用十分明顯，參考表二地政局的原始數據，即可發現徐誤將此期間全部減租糾紛案的總數，都算在「退耕」的帳上，誇大當時「退耕」現象的數量與嚴重性。在此段期間內，佃農退耕案僅有11525件，佔總租約數的2.91％，也和徐提出的第一個數據（29000件、佔總租約8％）有相當出入。
而據地政局對推動減租到1950年12月止的糾紛案統計，到1950年底為止，佃農退耕案僅有157件，顯示在1950年底前，佃農退耕現象並不普遍和嚴重（陳誠，1951：33-34；內政部，1951：26-27）。而據土地組報告，佃農退耕案首先於1950年底在台南發生，因相關主管單位未嚴正處置，在1951年起蔓延到全省，才成為減租糾紛裡的首要問題。
據表三地政局對1951年全省佃農退耕案件的分區督導處理統計，可見佃農退耕案是在1951年迸發，集中在台南地區。據當時官方報告和資料來看，佃農退耕顯然是在1951年才開始大幅蔓延，而在1951年全年中達到高峰，而後因政府強力禁止佃農退耕，才予以解決。
徐引用王長璽所言在「1951年以前」總共發生17000餘件的說法，顯然不符合主管機關正式的統計數據和趨勢，王長璽說法顯然有誤。而徐顯然未認識到退耕現象迸發的時間和高峰點，而誤將王提出的錯誤數據，再重複加總官方對1951年全年統計，因而得出「佃農自動退耕」共有29000餘件，佔總租約數8％，嚴重錯估佃農退耕案的數量和現象。
以表二農復會土地組的統計為依據（1950-195206），佃農退耕案件僅有11525件，佔同年總租約數的2.91％，因此不論是徐提出的8％或9.6％的「佃農退耕」數據，都與實際數量有相當大的差距，徐顯然是在錯誤的數據基礎上，誇大當時佃農退耕現象的數量與嚴重性。
總結來看，徐世榮根據錯誤數據誇大佃農退耕現象的嚴重性，同時以套套邏輯的方式，用和諧業佃關係作為唯一解釋，來解釋佃農自動退耕現象的成因，但卻未對他筆下處境艱難的佃農，為何要放棄耕地，與放棄耕地後，佃農必須何以為繼的核心問題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而在1951年同時發生的地主撤佃和佃農退耕現象，反而顯示當時地主基於自利動機，透過擁有產權掌握解約撤佃的生殺大權，片面毀棄徐認定維繫「和諧業佃關係」的基礎，反而證成國府當時必須推動土改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作者為台大城鄉所碩士。本文為對徐世榮《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書評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