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屆卓越新聞奬於11月29日，在誠品書店信義店舉行，跟11月25日落幕的第54屆金馬奬一様，應該是新聞界重視的年度大事。畢竟，這項新聞奬直接牽涉個别媒體與記者的品質好壊，它山之石，多少可以為錯。
不幸的是，從電視到報紙，許多媒體争先恐後，耗費相當大的時間與篇幅，報導衆多女星如何袒胸露背，極盡挑逗，對卓越新聞奬卻隻字不提。少數例外的，不過是自己得奬，乘機大吹大擂。重娛樂，輕新聞，說明台灣徒有媒體與記者，卻没有一個像様的新聞界。
其實，台灣的新聞界早已死了，現有的媒體與記者不過是商業機構的成員，頂多是財團營利的工具。理性運作，往往是現代媒體組織的基本邏輯，當生存遭受威脋時，一旦推到極至，便唯利是圖。在這方面，由電視到報紙，台灣媒體的商業化傾向已是不争的事實，追逐的盡是收視率與發行量，以及數字帶來的可能廣告收入。
就定義來說，新聞界指的不光是一個採訪和報導新聞的場域，更是一個包括團體、組織和個人的社群，社群裏的份子因為知識、方法與科技的差異，形成獨特的専業群落，在意見的自由市場或民主社會裏，彼此相互競争，又為整體成敗，肩負榮辱與共的社會責任。
由2017第十六屆卓越新聞奬頒奬典禮看，台灣的新聞媒體與個人在乎的只是一點光環，更計較自己是否成為他人注目的焦點。剛開始時，誠品信義店的場地幾乎座無虛席，隨著每一個奬項的頒發，人越來越少，特别是入圍席，不但得奬者拿著奬金興冲冲的全身而退，落選者更是悄然頓去，剩下一排一排座椅，與半空的場地和無限的空蕩。
雁過留聲，人去留名，包括惡名。不管理由再如何冠冕堂皇，不論得奬與否，一場新聞界的盛會竟落到「唯我獨尊」的荒繆演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個人對整體新聞界尊嚴的輕蔑，一種「干我屁事」的傲慢：只要我没得奬，别人算什麽。
同儕鳥獸散後，最後的一位得奬者看著留下來的基金會工作人員、董事和評審等，難免百感交集，只能自我解嘲。台灣新聞界的尊嚴全在媒體代表與記者集體離席下被埋葬，連送終都免了。整個新聞界再强，也强不過個别媒體的市儈和功利，與記者的墮落和隨波逐流，甚至趨炎附勢。
以缺席表達不満，如果是一種變相的黨同伐異，刻意出席具有特定作用的會議，就無疑是沆瀣一氣了。11月24日，100多位台灣的媒體與個人打著新聞界的旗幟，參加在北京舉辦的「第三屆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共商未來兩岸新聞交流大計」。峰會與大計，暗示某種地平線和願景，企圖打造一個一廂情願的虛假國度。
在一個没有新聞自由的獨裁國家，在中共黨國高於一切的框架下，這些台灣媒體和個人代表所謂的「新聞界」與「學術界」，高談新聞理念與操作，道德之沉淪，無以附加。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嗅出台灣新聞界之死的一點腐化味。 （相關報導： 風評：開放黨政軍投資媒體─賀陳旦說的是哪個黨？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客座教授。本文部分改寫自2017第十六屆卓越新聞奬平面及網路文字類評審召集人感言，題目是「個别卓越、整體平庸」，不代表卓越新聞奬基金會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