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奧會與中國奧會（兩岸奧會）今年例行性工作會談，只是一小時的視訊會議，突然獲得各界高度重視，因為新疆棉花的爭議風波延燒到2022年2月舉行的北京冬奧會，國際上傳出抵制北京冬奧聲浪後，讓這場兩岸會議格外敏感，陸委會要求旁聽「被拒」，體育署幫忙中華奧會「澄清」，這場視訊工作會議演變成了蔡政府內的茶壺風暴，更差點變成諜對諜的國安情報戰場。
兩岸奧會自1997年起常態性對話，已行之有年，2019年因賽事多而延後，2020年因疫情再延後，今年改為視訊會議，聚焦在例行的事務交流，中華奧會也在會後對外說明會談內容。中華奧會有體育署官員參與在內，體育署副署長林哲宏兼任執行委員，體育署國際及兩岸運動組長許秀玲兼任委員，會後也會把書面報告呈給陸委會，那麼為何陸委會還不信任體育署，非得要派人旁聽不可？難道把自家人當成了協助外敵的內賊？
陸委會負責兩岸事務的決策部門，確實有必要參與瞭解，但不必凡事親力親為。美中阿拉斯加高層會談不歡而散後，引爆新疆人權議題（新疆棉花）爭議，美國一群國會議員要求總統拜登（Joe Biden）不派選手、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但白宮目前尚未表態，仍在觀察中美關係與國際情勢變化。陸委會憂心這場兩岸奧會變調，怕被解讀成台灣同意參加北京冬奧，造成台灣與美國「脫鉤」，那也可以事先跟中華奧會與體育署沙盤推演，千叮嚀萬囑咐之下，相信大家的胳臂不會往外彎。
陸委會要求派員旁聽中華奧會，當然無可厚非，但在程序上，似也應該尊重兩岸奧會之間的溝通與協商，以及國際奧會的對等原則。如果中華奧會同意陸委會官員旁聽，那麼中國奧會是否也可要求比照讓國台辦官員也來旁聽，兩岸奧會能否做足會前的溝通準備工作？另外，根據與會人士透露，想要參加兩岸奧會這場視訊會議的，不只是陸委會，連台灣的國安局也要求派人旁聽，如此一來，中國國安部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一場跨越海峽的兩岸奧會視訊會議，搞成了兩岸國安情蒐大會——用膝蓋想也知道，那種場合豈能拿到有價值的情報？
民進黨眼見新疆棉花爭議，就做出膝反射式的舉動，抵制北京冬奧的姿態蠢蠢欲動。陸委會主委邱太三的位子都還沒坐熱，都還沒等到「春暖花開」，同志們就又急忙想對北京出招，行政院長蘇貞昌說，「台灣對於國際上的做法都會參考，也會有因應」；立法院長游錫堃在臉書上提出，「我們該進一步建議考慮移地舉辦」，但後來修正為「難怪有人建議應該要考慮移地舉辦」，凸顯出蔡政府對中政策的步調紊亂不堪。
至於台灣抵制北京冬奧，最終傷害到誰呢？首先，當然是損及台灣的國際信譽。因為中華奧會身為國際奧會成員，參與賽事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倘若抵制北京冬奧，便違反台灣加入國際奧會的承諾，也損害台灣的國際形象。
其次，衝擊最大的是台灣運動員。四年一度的冬季奧運，台灣運動員參賽者已少，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僅有三名選手，2018年南韓平昌冬奧有四名選手，這些選手有的在國外受訓，有的在台灣克難訓練，別說奪牌，連拿到參賽權都格外艱辛。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選手日以繼夜的努力，就是要在參賽舞台上奪得佳績，沒有運動員願意成為政治角力下的祭品。
鑑古知今，抵制奧運出賽會，對主辦國的懲罰效果甚微。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就以1980年莫斯科奧運為例，當時前蘇聯入侵阿富汗而遭抵制，他說：「大家必須從歷史學到教訓，抵制奧運從未達成任何目的。前蘇聯到1989年才撤軍，因此（抵制奧運）實際上沒有用，只是懲罰了各國自己的運動員，並導致（1984年）洛杉磯奧運也被報復性杯葛。」巴赫就說，抵制奧運，受害最大的是運動員。
其實，自從2008年北京主辦夏季奧運，當時歐美國家便以人權為由要求中國改善，但中國在京奧後國力快速崛起，香港和新疆人權問題反而趨於惡化，「愛國者治港」後香港經濟不跌反漲。當年北京奧運原本聖火要傳遞來台，兩岸談判多時且接近成熟，時任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一句「橫生枝節」，因涉及旗徽歌爭議，京奧聖火來台最終破局。但誰還記得這件事呢？
一個小時的視訊會議，扣除客套話和官話，只不過是行禮如儀的過場，會前已有多場工作會談，能夠涉及的實質內容其實不多。可嘆的是，因兩岸溝通管道中斷，掌握對方資訊相對貧乏，連兩岸奧會的視訊會議，都差點成了國安情報戰場。台灣應以運動員為重，參與國際賽事應列為優先選項。蔡政府應把持好政治與體育之間的分際，任由政治黑手伸入體育，最終傷害的是台灣的運動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