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筆者向風傳媒投了兩篇文章，分別為《影響戰後世局的軸心國幽靈─從《黑袍糾察隊》談起》以及《朴正熙是如何上位的？誰說「親日派」不能擁護民國》，談論了二戰結束後美國與南韓對納粹戰犯與國內「親日派」的運用。利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即將到來的這個機會，筆者來討論一下中華民國政府是如何透過戰時「親日派」之手穩定台灣局勢的。
這裡提到的「親日派」，指得不是以根本博、岡村寧次或者富田直亮為代表的舊日本軍人，因為已經有太多來自兩岸和日本的前輩，如戴國煇、楊鴻儒、林照真、楊碧川以及野嶋剛等人投入對「白團」歷史的研究。筆者雖然不否認「白團」對國軍整軍備戰的貢獻，可本篇文章討論的還是以二戰期間同日軍合作的外省人與本省人為主。
由於1949年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法統上以領導抗戰的重慶國民政府繼承人自居，所以對於這段歷史長期採取隱晦不談的態度，保密程度比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民主化時代的到來，並沒有讓台灣社會如同歐美一般，以更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回顧有大量「親日派」在戰後進入中華民國政府、軍隊還有情治機構工作的歷史。
獨派為了對抗中華民國史觀，轉而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言行，仿佛將台灣島內的統獨之爭轉化為了一場中日兩國的代理人戰爭。當「美日走狗」、「民族敗類」與「數典忘祖」成為深藍族群最朗朗上口，用來攻擊綠營的字眼時，統派支持者卻很難得到自己所支持的陣營，才是戰後台灣收容最多「外省漢奸」與「本省皇民」的政治庇護所。
甚至很多攻擊民進黨「媚日」的深藍支持者，他們的祖上都有在滿洲國或者汪精衛政權服務的經歷。為了還原歷史真相，筆者就簡單的介紹一下這些「外省漢奸」與「本省皇民」是如何在台灣協助蔣氏父子鞏固政權的。或許讀者們在讀完這篇文章後，會更進一步瞭解統派的無知和獨派的幼稚，從而避免以過度簡單的二分法來看待這段複雜的歷史。
平息二二八事件
在獨派與統派的二分法論述中，二二八事件被形容為一場發生於台灣島上的中日文明衝突，交戰雙方為當時代表中國統治台灣的國民政府及受日本皇民化教育影響而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台籍精英。可回歸真實的歷史，二二八事件中唯一有組織反抗陳儀政府，進而與整編第21師交戰的力量並非日據時代選擇與殖民當局合作的地方仕紳，而是與台灣總督府「不對盤」的共產主義革命者。
由謝雪紅、楊克煌和蘇新等舊台共組織，簡稱為27部隊的台灣民主聯軍也好，還是由張志忠、陳篡地與簡吉等台籍中共黨員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也罷，通通都是廣泛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武裝，而且領導人多為日據時代的抗日份子。此外還有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幹事長李友邦、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為代表的大批「共諜」潛伏於陳儀政府之內。
對付這些共產主義抗日份子最有經驗的，莫過於就是殖民時代的日本特高警察。而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帶領情治人員大規模搜捕、槍殺這些共產主義抗日份子的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就是特高警察出身的皇民化份子，日本名為林介之助。對日抗戰爆發後，林頂立為戴笠將軍吸收成為軍統局幹員，以暗中向盟國提供日軍情報的方式躲避了戰後清算。
林頂立身為一位出色的「雙面間諜」，在軍統局改制為保密局後出任保密局台灣站站長，主掌整個台澎地區的情治體系。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民主聯軍與台灣自治聯軍等武裝力量交給整編第21師對付，他則運用累積自特高警察時代的辦案經驗，集中力量對付宋斐如與李友邦等潛伏在島內的中共間諜，還有林茂生等其他同情社會主義運動的台籍精英。
根據張若彤前輩的研究，宋斐如等左派份子早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就主張全面清算皇民與擁有土地的台籍仕紳，為林頂立的天然敵人。也難怪林頂立會以比陳儀還有劉雨卿將軍更為霹靂的手段，撲殺一切他認為可能與共產黨有關的台籍精英，從而成為今日許多台派人士口中的「台奸」。可見二二八事件中，殺台灣人最兇殘的絕對不是外省人。
殲滅中共在台「省工委」
二二八事件的結果，是潛伏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裡的共諜還有舊台共人馬被全面肅清乾淨，然而直屬中共中央的「省工委」卻潛伏了下來。利用二二八事件引發的民怨，還有國軍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趨勢，被「省工委」吸收的台灣人數量呈倍數攀升。尤其是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年輕知識份子，更是期待共軍能早日順勢「解放」台灣。
雖然「省工委」吸收的黨員，到1950年為止數量可能只有2,000人，然而這2,000人多為接受日本高等教育洗禮的知識份子。他們與潛伏在政府、軍隊還有社會上的外省籍共諜相互配合，仍能給風雨飄搖中的台灣造成顛覆性的破壞。此刻林頂立已經被調離情治系統，轉往新聞界發展，負責壓制匪諜的重責大任落到外省人谷正文手中。
關於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的事蹟，筆者已經在《中華民國的克勞斯·巴比─保密局偵防組上校組長谷正文》中介紹過了。他在抗戰末期以郭同震之名效力濟南憲兵隊城內分隊長武山英一，專門協助日軍搜捕與刑求地下抗日份子，而且針對的目標不分國共。根據戰時潛伏日本憲兵隊的共諜郭善堂回憶，谷正文在刑求中多扮演「白臉」角色，極為擅長在心理上瓦解抗日份子的抵抗情緒。
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先後針對華北戰場上的共軍根據地實施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勢必給了谷正文不少寶貴的反共經驗。而「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戰時也以8路軍第129師冀南敵區工作部幹事身份面對日軍的「三光作戰」，他與谷正文倆人早就已經是老對手。只不過與大家想像的正好相反，本省人張志忠是抗日的共匪，外省人谷正文才是親日的「漢奸」。
谷正文靠著他過去搜捕地下抗日份子時學習到的偵防經驗，成功逮捕了中共台灣省委書記，「省工委」領導人蔡孝乾。接著谷正文再用他那強大的「白臉」戰術，瓦解蔡孝乾的抵抗意志，供出了張志忠等其他共諜的下落，從而將整個「省工委」連根拔起。也因為谷正文擅長的是心理而非殲滅作戰，包括著名的「鹿窟基地案」在內，政府都能夠在付出代價最少的情況下和平瓦解中共地下組織。
台灣保安警察之父
除了情治體系之外，戰後台灣的保安警察體系也是由戰時的「親日派」所建立起來的。這就不能不提到身兼謝晉元將軍同鄉與學長，來自廣東省蕉嶺的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生陳孝強。與林頂立、谷正文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陳孝強不只畢業自黃埔軍校，而且還是胡宗南將軍的手下愛將。陳孝強身為蔣中正的嫡系子弟兵，是如何落水成為「親日派」的？
原來他在1943年5月的太行山戰役中，因為不敵日軍與8路軍的「兩面夾殺」，不得不隨新5軍軍長孫殿英與第24集團軍司令龐炳勳一起向日軍投降。後來他們三人都為汪精衛所收編，成為和平建國軍的一份子。其中陳孝強因為黃埔軍校畢業生的學歷，還有胡宗南手下愛將的身份得到汪精衛特別照顧，被委認為警衛第3師的師長。
和平建國軍一如國民革命軍，內部存有各式各樣彼此矛盾的山頭勢力，畢竟汪精衛身為一介文人，能在短時間裡拉拔出近30萬人左右的軍隊，依賴的主要還是從重慶陣營投效而來的變節份子。這類變節份子絕大多數為雜牌部隊，戰力不足又缺乏忠誠度，所以汪精衛更偏好以被俘虜的黃埔軍校畢業生來指揮他手下的三個警衛師，也是整個和平建國軍中唯一他指揮得動的部隊。
不過反日情緒強烈的陳孝強，後來因為與日軍關係鬧翻的緣故被從南京調到廣東，接替他擔任警衛第3師師長的鍾建魂又是中共地下黨員，所以這支汪精衛手下最精良的部隊在抗戰勝利之際又被改編為解放軍。所幸陳孝強後來在胡宗南與彭孟緝將軍力保下，免於被追究他戰時當「偽軍」的責任，於1948年來台擔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第1師的師長。
隨陳孝強來台灣的，還有為數不少的蕉嶺老同鄉，他們因為精通客家話的緣故，在新竹、桃園與苗栗地區活動尤其吃得開。許多台灣客家鄉親，也得以進入台灣保安省司令部發展，壯大台灣保安警察的能力，進而有效遏止住中共和台獨勢力蔓延。當然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是與台灣警備司令部齊名的「黑機關」，少不了參與「白色恐怖」的黑歷史。
對日外交的推手
寫到這裡為止，感覺絕大多數「皇民」與「漢奸」涉入的不是二二八就是「白色恐怖」，不是搞情治就是搞保安，形象黑得不得了，其實也相當符合他們在大陸「抗日神劇」裡的形象。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毛澤東曾經講過攻取台灣的兩大條件是中共要有足夠的空軍與內應。而在剷除內應這方面，我們不能不否認情治與保安體系發揮的作用，即便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權為此遭受到空前絕後的迫害。
不過情治與保安體系，並不是「親日派」在戰後台灣唯二的奮鬥舞台，實際上他們許多人因為精通日語的關係，在發展對日外交上也有極佳表現。尤其是以前立法院長梁肅戎為代表的「東北幫」，更在發展中日關係的過程中扮演了類似日韓關係中「滿洲人脈」的角色。什麼是「滿洲人脈」？這一切還要從日本建立滿洲國的歷史講起。
由於滿洲國在日本的戰時戰略想定中，是一個由漢人、滿人、蒙人、朝鮮人與日本人共同組成的多民族國家。許多日據朝鮮的朝鮮人與日本人在此一政策號召下前往滿洲國發展，甚至取得滿洲國國籍，還一起進入滿洲國政府或者軍隊服務，進而成為同事。比如50年代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和60年代的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戰時都有在滿洲國服務的經驗。
靠著特殊的「滿洲人脈」，本來關係視如水火的南韓與日本得以在1965年實現關係正常化。而撤退到台灣以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同樣靠著曾在滿洲國時代擔任過檢察官的梁肅戎幫忙，讓雙方關係能平順維繫到1972年兩國斷交為止。而且斷交後，台日雙邊的民間交流除了依賴林金莖等經歷過日據時代的本省「多桑世代」外，也相當依賴此一特殊的「滿洲人脈」。
彼此之間存在巨大利益分歧的中華民國、日本國與大韓民國，能夠在冷戰時代初期相互建交，乃至於共同組織世界反共聯盟，很大的關鍵原因也是來自於「滿洲人脈」。大陸改革開放後，許多戰後參加中共革命的前滿洲國軍政要員也擴大與日本、台灣還有南韓的交流，為90年代後東亞地區的經貿整合與交流做出貢獻，相當值得肯定。
族群融合的推動者
另外一個「親日派」帶來的正面因素，在於他們許多人在淪陷區學習過日語，所以在日本統治過的台灣生活不只如魚得水，還能扮演政府與台灣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樑。也是靠著這些擅長日語的外省人，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原本參加處理委員會，在支持政府與反對政府之間採取游離態度的本土精英才下定決心與行政長官公署合作。
比如憲兵第4團團長張慕陶將軍的舅子，已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壽平，就因為精通日文的關係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被姊夫要求疏通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蔣渭川之所以轉變態度，積極為張慕陶、林頂立以及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效力的原因，據張壽平老先生回憶也是他在穿針引線下爭取來的，而他本身亦為汪精衛政權培養出來的政治幹部。
張壽平戰時受教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是汪精衛手下愛將，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龍榆生。日本投降以前，張壽平被賦予的任務就是要以中華傳統文化對抗新4軍推廣的馬列主義文化。戰時汪精衛政權在中華文化的保存上，也確實是比重慶國民政府還要積極。所以戰後張壽平不只協助政府平息二二八，還在後來蔣中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戰後台灣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保存之地，其實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功於「親日派」，因為以大亞洲主義為意識型態的日本帝國，雖然在入侵中國的過程中殺害了無數中國平民，可是卻有意保存與發揚中華文化來對抗共產主義還有英美資本主義。而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時代，也以消極反抗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模式保存閩南和客家文化，讓兩岸傳統文化得以在戰後重新接軌。
致力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漢奸」，當然不會只有張壽平一人，更有名而且爭議性最大的，莫過於張愛玲的前男友胡蘭成。胡蘭成因為樹大招風，戰後在台灣遭到余光中與胡秋原等人檢局而失去文化大學的教職。不過從他傳授的課程內容為易經來看，胡蘭成的傳統文化造詣極高，並沒有因為其當漢奸的歷史而為兩岸所抹煞。
揭開複雜的戰後台灣史
這裡提到的幾個「親日派」，還只是戰時或者戰後名氣比較大，而且對台灣的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人士。如果要以無名小卒來論的話，那麼恐怕案例是多到數不完。比方戰後被政府指派接收台鐵的鐵路專家，就有不少是戰時日本培訓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即所謂「滿鐵」鐵道人才，筆者雖無緣訪問到他們，但是也從許多台鐵老前輩口中聽聞過他們的存在。
另外筆者也透過對祖籍福建的老導演曾仲影先生之訪問，瞭解早期台灣演藝圈前輩，不是如張冰玉出身滿洲映畫協會，就是如白光出身汪政權的中華電影股份有限。考量到戰時跟隨重慶的演藝人員，在1941年日軍進攻上海租界後不是回到汪政權統治區，就是轉赴延安發展的情況來看，大後方幾乎稱得上是沒有演藝人才可言的。
由奧山彩子、李香蘭與白光組成的興亞三人娘，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太平洋戰爭時的SHE，她們打造出了有別於歐美，專屬東亞國家的流行文化，而且這個流行文化也沒有隨著大日本帝國、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一起走入歷史。就連愛國藝人鄧麗君，後來亦受益於戰時東亞娛樂文化的整合，這些都是兩岸學者過去所極為忽視的重點。
二戰時的日本雖然是工業大國，卻絕對不是科學大國，所以戰後日本沒有辦法出現類似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般的火箭人才，為海峽兩岸的航太產業效力。這是戰後中華民國在運用戰敗者方面，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的最大不同之處。然而馮布朗也好、岡村寧次也罷，這些人的故事讓我們瞭解到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利用在戰後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筆者無意美化這些戰敗者或者合作者，也認為他們當中許多人應該為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暴行負責。只是既然我們都知道，國民黨在戰後也大量運用過「漢奸」與「皇民」，或許統派支持者以後要用這些詞彙批判獨派支持者以前要先想想。當然獨派批評統派為「中國同路人」以前，亦要思考自己的祖先當年的是否其實才是真的在為台灣回歸「紅色祖國」奮鬥？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