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臺灣八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標題頗為聳動的著作《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以下簡稱本書為：「沒有哲學、只有忽悠」），也許因為標題語出驚人，再加上成熟帥氣又有魅力滿州帥氣大叔總編的高度推銷（ㄏㄨㄧㄡXD），可以說是把這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大問題冷飯新炒。讓這個從清末民初東西文明交會以來，所產生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正當性問題，又再次浮上人們的心中。
說來慚愧，筆者孤陋寡聞，在這本書出版之前，實在從來沒聽過作者其人。加上自己出身歷史系，不僅沒有受過完整專業的哲學訓練，甚至可以說自己曾經也有某種偏見（這偏見也可以被自我解釋為偏向沒有的意見），一度也比較認同中國古代沒有哲學史，只有思想史。因此本來實在沒有資格，在已經有諸多前賢論述過的「大哉問」上說三道四。
然而，筆者雖然史學出身，但興趣與學術關懷每每一直也偏向思想史。正如當代史學大家黃進興所言，思想史的研究也孕育於哲學研究。便鼓起勇氣，嘗試對此主題加油添醋、畫蛇添足一番。
中國有無哲學之大哉問，中國近代知識人始自清末王國維（1877－1927）就有比較具有深度的探討。當代新儒家學者李明輝延續其說，也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正當性，提出完整深入分析與辯駁，值得大家參考。但筆者今天也嘗試從哲學定義的多元性，對強調「中國沒有哲學、只有忽悠」的這位作者提出一些個人不專業的質疑。回到西方哲學諸家，歷代各大思想山頭對哲學之定義，雖有共同點，但更多的部分則莫衷一是。上個世紀台灣的趙雅博神父曾在其著作《哲學新論》中，整理了西方哲人各自對哲學所做的定義，從柏拉圖開始到20世紀哲學家柏格森（最後是他自己），竟然就超過40種不同的定義，可以說真的是所謂族繁不及備載：
柏拉圖給哲學的定義是：對真有或觀念的知識。亞利斯多德：「有」的普遍科學—真理的科學研究一切有的最後原，或最初原則的科學。……西塞羅：哲學是屬於神和人事的智識，是事物原因與原則的知識。斐龍：哲學是啟示，是佔有神。普羅亭：哲學是宗教與神秘生活。奥古斯定：哲學是愛智學，是尋找真理者，智慧乃是屬於神事或人事的科學（但是人總也得不到完全的真理）。士林哲學派：認識事物的最後原因。多瑪斯：與上項定義大同小異。……培根：哲學是組合分開根據自然法而自事物中抽出的觀念，也是同樣事物的明顯性，知識即能力。霍布士：哲學是事物原因與根基之認識－哲學之目的是好預先看到效果而為我們的便利。洛克：哲學是事物的真認識。……休謨：哲學是人性之研究或者稱之為智力之分析。啟明時代：哲學是自然合法性的研究。康德：哲學是知與行高等觀念的科學—是觀念的分析與光明。……黑格爾：是客體的理智研究──是絕對的科學。……叔本華：哲學是在觀念中的科學。……羅素：哲學是科學的，是科學的拉長。……柏格森：哲學是研究實在性本質的科學。……最後我們要說出一個定義，那便是：哲學是一種有方法的科學，研究自然知識，而尋找它的最後解釋。
（摘自趙雅博，《哲學新論》（臺北：啟業書局，1969）頁110-112。）
趙雅博的著作對各家西哲的哲學定義也許在今日看來翻譯頗多問題或者不夠準確，但他整理出這麼多種內容也算用心良苦。正如他自己在書中所言：「只是將歐洲歷代哲學家的举萃大者對哲學的定義作了一個很簡單的敘述，已經令人『目迷五色、無所適從』了」。透過趙雅博的整理，我們可看到，即使在西方哲學傳統中，歷經千年以上時空環境的變化，哲學的定義也不斷轉變，即使在同一個時代的諸家，也更常呈現定義十分多元的情況。
回到本文討論的主題，「中國沒哲學只忽悠」一書作者為了討論哲學有無之問題，必將先給「何謂哲學」，這個另外一個對東西文明都是大哉問的問題給予明確定義。結果這位作者給予的定義非常狹隘，又自有矛盾。首先他認定的本書中主要的哲學定義，就是他所詮釋的類似於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哲學定義：
尼采不但不會給哲學下一個永恆的定義，甚至會反對這樣做；他對「體系」毫無興趣，因為根據「重估一切價值」，在尼采看來,哲學是一個推倒、重建、推倒、重建的過程，這或許更接近尼采「永遠回歸」的本意：「重估」的「永遠回歸」。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哲學精神」（「向力意志」）是永存的。在尼采看來，哲學是精神的表現，精神隨時隨地都處在浴火重生的可能之中、就像「永遠回歸」這一靈感會突然降臨一樣。
歸根究底，哲學是人的哲學，離開人就無從談起。
（摘自張喚民，《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臺北：八旗出版，2021），頁31。）
筆者並非研究尼采哲學，對尼采之大才實在毫無能力說三到四，但也略懂思想史背景下，尼采重估一切價值乃是針對基督宗教在西方文明的衰落，因此尼采想以他的「超人哲學」欲尋找西方文明在沒有基督宗教作為價值根基之後，當「何去何從？」的強大主張。而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其著作《西方哲學史》探討尼采哲學時就說：「尼采的重要性首先是在倫理學上，作為一個歷史批評家，對尼采的討論都將聚焦在他的倫理學與宗教批評。」這與中國近代面臨傳統朝貢秩序與天下體系的崩潰，雖有部分的類似，但仍有時空背景的巨大落差。此外，如果作者只採取前段引文結論「哲學歸根究底就是人的哲學」，這段話的定義在相對於西方更重人文傳統的東方思想特別是中國思想的各家而言，根本就是基本常識，沒有人會提出異議，而作者卻以此為出發點去說中國沒有哲學？
即便姑且先不論時空背景差異，從本書以上引文作為作者對「何謂哲學」開篇定義看來，哲學的定義更近似要推翻一切傳統體系論（包括西方哲學的體系論），但作者一談論起中國幾千年所有哲學的時候又馬上引用了體系的分類法，說中國過往思想只有「倫理學」而無其他。似乎就是很基本的矛盾。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這本書的哲學定義其實很簡單，就是作者覺得什麼是哲學就是哲學，他個人的定義！由此出發，論斷所有傳統中國思想時，不免就是一種個人的判教，諸多論點都武斷地容易令人有「先射箭再畫靶」（Texas sharpshooter fallacy）的感受。
說實在，若真的想論斷中國沒有西方固有的哲學，反而不可以用尼采的說法，而是用嚴謹的且通論都普遍接受的基本哲學分門：「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邏輯學和美學」等，反而才能真正具體討論，因而可以看出東西思想之明顯相異，才可正確看到中國傳統思想的缺乏之處（例如：歷代思想均對邏輯學明顯缺乏討論）。然而一旦走正統的這種認真分析，則前賢之努力，所投入的大量工作已經使此議題的討論大致完備，正反論點各有所據，也許有點處在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狀況了。反觀本書作者由於從開始的定義就不明確，充滿個人主觀，因此反而很難與諸多深入探討此大哉問的前賢有太多交集，甚至沒有什麼對話的意義。那麼到底中國有無哲學？在「中國沒有哲學、只有忽悠」一書中，作者唯一稍微給予正面肯定的哲人是王陽明。透過西方哲學界做出王陽明最新研究的西方現象學家耿寧（Iso Kern），從現象學視野出發對陽明心學所做分析，也許可以讓我們做為參考：
中國哲學家在「致良知」標題下談論的這些異常的精神實踐與經驗，即使對我們歐洲傳統來說也不是完全陌生的。
這樣一種對中國的心（意識）的傳統現象學的澄清也會給西方傳統中進行哲學活動的我們帶來巨大收益。
（摘自耿寧著；倪梁康譯，《人生第一等事：王陽明及其后學論「致良知」 (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13、15）
本書的價值之外為新儒家說幾句話
最後筆者想小小為新儒家說幾句話。針對作者於書中激烈批評所謂「新儒家」（說實在本書作者的「新儒家」定義也頗為不明，與台灣一般認知的新儒家有相關的他只提到了杜維明），稍做回應。作者特別把明代大儒王陽明與新儒家做比較，認為所謂的新儒家更為可惡：
如果說王陽明的思想是守舊和革新的矛盾體，那麼新儒家便是繼續守舊的一支。從性質上講，新儒家新一輪的「崛起」不過是統治者用來轉移視線、混淆視聽的老把戲：忽悠。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比「老儒家」更加可惡。前面說過，哲學不單是學問，它關注的是現實，而且是最本質的現實問題。新儒家它敢嗎？
（摘自張喚民，《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臺北：八旗出版，2021），頁273）
如果有人有耐心翻完作者整本著作，必定可以看到且深刻感受到作者無處不忘表達自己對當今中共政權激烈抗議與批判，甚至我們可以說真正貫穿通篇著作唯一吶喊就是這個，而不是其他的哲學分析。然而，以上這段作者對新儒家所提出的質疑，卻完全繼承了共產主義大家馬克思的經典名言「哲學家們只顧解釋世界，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改變世界」的觀點。其實這種從實用觀點對思想家的提出的質疑自古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南宋或明朝滅亡時也有許多人質疑是宋明理學家空談心性所導致，然而正如余英時在中國反智論傳統中所提出的分析，這種對知識份子的輕視與質疑，反而最後會更讓人去肯定奪取權力的重要性，且往往最喜歡用這種模式去論斷哲學家的人，就是專制統治者本身。本書作者通篇批評共產專制的中國，但卻沒有留意到，自己在一干子打翻所有中國歷代大部分「根本沒掌握過權力」的先賢時，幾乎與專制統治者站在類似的思維模式去論斷了。
更深一步去思考本書真正的價值，恐怕無法著眼在關於中國有無哲學這個大哉問的相關分析，否則就失焦模糊了他這本書真正精彩的亮點。上個世紀西方作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曾經撰寫過一部很獨特的作品《所謂的知識分子》，此書所收錄的人物多是影響歷史進程的重要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沙特等等，然而作者特別把這些知識分子的私生活八卦全部詳實追溯，批判他們表裡不一、利慾薰心、欺世盜名、愛慕虛榮；眼花撩亂的兩性關係、錯綜複雜的親友問題。呈現出這些所謂知識份子總是居高臨下指導別人，私下的生活卻自相矛盾。筆者在中學時代初見此書，深感震撼又有趣。今日看到「中國沒哲學只忽悠」一書不禁聯想到過去所讀。作者身在共產中國的統治陰影下，藉由否定中國傳統思想所發出的吶喊與悲鳴，令人動容，這也是從五四時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為了尋求傳統思想以外的真道，一直在傳唱的主旋律，雖然顯得有些過時，但對照當前諸多專制政權花樣翻新的諸多黑暗的現實，又顯得那麼樣的真實。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