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文言文惹的禍
1月31日風傳媒登載鄧鴻源教授之作〈我們應該以哲學教育取代國文教育〉（以下稱鄧文一），前一天鄧教授在上報登有〈重點不在「如果我有一座冰箱」的作文題目瞎不瞎〉（以下稱鄧文二），二文共同點均在抨擊現今中學國文教育如何糟糕。更正確地說，是那些文言文作品，因其出自「中國的醬糠文化」，乃「專制腐敗的文章」（鄧文二），。
拜閱後既驚訝，又不驚訝。所以驚訝在於看過鄧教授若干佳美鴻文，對其用功飽學相當欽佩，卻寫出如此通篇洋溢意氣和偏見之作。尤其鄧教授是學科學出身的學者，受過嚴謹知識訓練，下筆怎會這麼輕率！所以不驚訝，類似這種批評上古文課的文章，千篇一律都透著意氣和偏見，而且對古文不過略知皮毛，卻斷然說讀古文全然無用，甚至還有人將台灣學生閱讀能力不好原因，歸咎於國文課以文言文為主所致。其人就如清朝大儒戴東原所說：「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同溫層之）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失不知為不知之意」。
因而鄧教授會有「中國的醬糠文化」之說，就不足為奇了。那顯然襲自雜文作家柏楊瞎掰的「醬缸文化」。柏楊說：「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個被奴才統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斲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這本是無知讕言，卻能騙過許多人，信以為中國古代專制腐敗，中國文化是專制腐敗文化，中國古人寫的都是專制腐敗文章。鄧教授何妨去問問你學校裡那些教文史的老師，有誰會用它來形容中國文化？其實柏楊所著、所譯的所謂史學書，錯誤百出立論荒唐，不值一看。有一種假科學之名，卻禁不起檢驗的東西謂之偽科學，柏楊之書則偽史學也。這種鬼扯話怎能信呢！
誤會中國文化致生成見，乃至給汙名化。如再有反中情結煽動，則更加厭惡中國與其一切，古文跟著連坐。這種現象五四以來就「不絕如縷」，時不時出來喊叫幾聲。彼時中國的現代學術尚未萌芽，不少人以想當然之見發宏文，筆調激越，實則所言所論禁不起學理檢驗。如今台灣卻有眾多人士拾其唾餘作為談助，徒然表現自己無知無學罷了！
古文之長幾人知？
胡適年輕時寫〈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他說：「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隨即更激動表示，文言文「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這段驚天之說，頗有人奉為經典，引之說之信之。去年12月12日風傳媒上拙作〈也談「欲創新者，必先溫故」〉（以下稱前拙作）中，引胡適晚年說的一段話：「(《論語》用的) 是當時的活的語言。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裡讀通的。」「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這段話可有人知？知後要不要反省、修正自己的偏見？
胡適說的「讀通」，是將裏頭的文法和字的用法弄通。這是讀書最基本功夫，但做不好的人仍不少，而且情況有每況愈下之勢。這次學測有一題考「阡、愆、賚、齎」等字發音，有考生叫難。在網上發文表示「國文課背一堆生僻字讀音對人生什麼幫助？」「不懂為何台灣的中文教育需要學到一堆根本沒用的詞彙」。鄧文二則說：「為何國文非讀中國一堆專制腐敗的文章？台灣與其他國家沒有傑出文章可供閱讀嗎？台灣學生讀那幾千年前的文言文做甚麼？」
那也叫生僻字，沒用的詞彙？這些準大學生國文程度低劣到令人吃驚地步。不檢討自己課外書看得少，不會活用，而怪罪於文言文。何謂生僻字？去翻一下《昭明文選》就知道，裡頭很多死文字。不過，想探索台語的正字寫法，那些生僻字仍有認識必要，或能解謎。翻看連戰祖父連橫寫的《臺灣語典》可略見一斑。頗多人把愛台掛嘴上，寫台語字時只會「音譯」，不覺臉紅嗎？或者像若干政客一般，不知羞恥為何物。
去年日本捐贈防疫物資給中國，箱子上印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八字，頓時引起話題，其典雅貼切用語驚艷四方。接著又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同樣引人注目。其向世人展現日本人的優雅語文修養，不費一錢便為日本做了漂亮大外宣，這叫軟實力。那些典雅用語古文中處處可見，古文之長在用詞遣字講究，文辭雅潔俊秀，耐人尋味。白話文當然也不乏佳作，金庸武俠小說即是。其書能廣受好評，原因不只在故事情節吸引人，其文白相濟洽當好處的用詞，文字洗練而優美，亦功不可沒。梁實秋文筆也有此特色，他的《雅舍小品》本本可傳世。
讀古文把文章寫通、寫雅
但文筆不雅不通之作也頗不乏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早有人批評其作品有翻譯腔之病，疊床架屋的冗辭贅句頗多，網路上可找到例證，有興趣的可找來看。翻譯腔的問題，余光中也曾有文論之。既然我們用漢語說話，用中文寫作，所說所寫總不該不中不西吧？研讀古文確實有矯正翻譯腔之效，只是效果似乎不佳。等而下之，用語粗鄙。什麼「林北」、「靠北」、「三小」、「雖小」、「豪小」等詞，大家當作流行語用，連大學教席也有人用。最流行的則是「打臉」，人的臉怎能打呢！「北」字，台語「爸」的諧音；「小」字，台語「滫」的諧音，滫本義是酸臭的洗米水，借指精液，再用作罵人粗話。所謂「言為心聲」，出言無狀，自掃斯文。
還有文句不合文法的，胡適提倡白話文時，提出八個主張，其三曰：「須講求文法…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其理至明，無待詳論。」前拙作中提到，「攸關」是名詞性詞組，不能用作動詞，許多人亂用，就是一例。再舉一常見通病，「被…所…」句式，如「他被人所騙」。這顯然由古文「為…所…」句式脫胎而來，單一「為」字可做「被」用，如《論語》：「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為…所…」句式中，「為」非「被」之意，其作用在介出行為的主動者，「所」才是「被」。寫作「被…所…」就成了「被…被…」，沒將古文學通之故。
然而持平來說，不能太怪常人有這些錯誤，並對古文生惡言，古文確實不好讀不好學。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經由清代考據學者的努力，「吾輩向覺難讀難解之古書，自此可以讀可以解。」可見在這之前的古人讀書，囫圇吞棗，不求甚解的情形不少。而清代考據學者能釐通古書，在於運用科學方法研讀古書，致有所成。這給我們啟示，應當運用科學方法教與學。科學方法簡單說就是有系統有組織且禁得起檢驗的方法，能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舉一例來說。《論語．先進》：「舍瑟而作」，曾見有人批評說，作是起立的意思，叫人讀那些早已過時的詞義，是很沒效率的做法，因為幾乎只有在引用原古文時才會用到。其批評非無幾分道理，但若能進一步了解，《說文解字》曰：「起，能立也。」清代段玉裁注云：「引申為凡始事興作之稱。」則知作字含有興起、創造之意，則知為何創作、製作、寫作等詞，用作字而不用做字的理由。也不會將「作之君，作之師」誤作「做之君，做之師」；也會知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說的是日出起床，而非日出工作。
《尚書•周書•泰誓》周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作是造之意，整段意思是說，上天護佑小民，乃為小民造君、造師來協助上天安撫四方之民。對待有罪無罪的人該怎麼做，我哪敢逾越上天意志擅作主張。這段話即便放在今日，都可做為政治人物和領導者的警惕語。頗有人錯解作為「做」，還加上「作之親」，斷章取義，變成居上位者傲慢之意，一段好話被硬生生扭曲，汙名化為中國文化專制腐敗的證據。戴東原說：「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正是此類！
古文之短幾人知？
該怪那些人不懂亂說嗎？為何上了六年中學國文課仍看不懂古文？國文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該談古文之短了。胡適說：「中國古文有一種含混的傳統，所以對科學研究和法律敘述都有妨碍。」為什麼含混呢？韋政通說得明白：「中國的文字，不適宜記述，它本質上是屬於『詩的語言』。…中國在文學方面的高度成就，和這種語文特色，顯然有很大的關係。但中國的語文卻為說理文的發展帶來莫大的限制。…詩的語言，「必是『一字多義』，『一語多義』的，這種語言的性格，表現在說理文中，每一個辭語，如不經過一再的詮釋，就很難彰顯它的涵義。…中國的古籍，一辭一句所以注了又注，就是因為原來的文字就缺乏共同認知的可能，既不能共同認知，就只有靠大家各自的體會了。」
注了又注又如何，仍有不少錯誤。前拙作中考證「溫故知新」，「溫故」當為蘊故，就是一例。還說，蘊故為使(致)動用法乃「使故蘊」之意。使動用法《論語》中還有，如〈季氏篇〉：「既來之，則安之」，「安之」是「使安之」之意，不少注本卻將「安」字當及物動詞用。又〈憲問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原意是修身嚴肅不苟且，使人和百姓能安。做人做事嚴肅不苟且的人，會讓人安心信任；官員能這樣，百姓也會安心信任。而錯譯文變成修己是為了管理他人、治理百姓，豈非荒唐。
使動用法白話文也有，以前棒球比賽，中華隊大贏日本隊，隔天報紙出現兩個標題，一報寫「中華隊大勝日本隊」，另一報寫「中華隊大敗日本隊」，意思居然都通。後句是使動用法，中華隊使日本隊大敗。強化戰力，使戰力強化；振興經濟，使經濟振興；安定民心，使民心安定。
歷來注書者有三大通病。一、以今律古，包括對古代名物制度的誤解，以及用注者時代用語去注解古語。朱熹用宋代語言注四書，就錯誤不少，而今人仍有襲用者。二、忽略文法的作用，語文是有文法的，古人不知文法學，不知其作用所在。三、對虛字向來不做注解，虛字雖無實義卻有大用，不能不通而各自體會。
「對症下藥」，以有效之法，善誘學生
此外古人受時代和環境之限，思想觀念有一定的典範（paradigm）框架（東西方都一樣），應該留意。一來知辨擇，不為其所誤。二來不犯以今律古毛病，胡亂批罵，「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不過佔了時代在後之利，並非做人優於古人。而知辨擇，就是一種思想訓練，並非讀哲學才能學到思想方法。
有心搶救、拯救國文人士，就該集思廣益，想想辦法，針對那些短處、通病給予「對症下藥」。以有效之法，善誘學生領會、內化古文之長，進而轉化為白話文的活水源頭，並藉此學會如何思考與學習之法。
我從高商一起國文課就拒絕背書，感謝高商三年三位國文老師，雖不認同我的作法卻能包容，至今我仍不認為當年做錯了。雖說背、記是學習必要手段，但不是那樣背書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初中時讀《孟子》，整本《孟子》全能背誦，試問有幾位國文老師有這種本事。不該教學生效法那種萬中取一，記性特強者的背書能耐。那不僅事倍功不半，簡直徒勞無益。學生到了社會後，想起當年背書之苦，恨讀古文無用，其誰之咎？我現在讀古文之法是慢慢摸索出來的，悔不在年少時知其法。我這一代讀國文「苦難」，不該代代相傳，國文老師們，加油！
談哲學教育的問題
寫得夠長了，該轉個話題談哲學教育的問題。鄧教授主張以哲學教育取代國文教育，觀其論述，顯然已將哲學功用吹捧過度，想起莎士比亞之言：「從來沒有一位哲學家能耐心地忍受牙痛（There was never yet a philosopher that could endure a toothache patiently.）。」台大哲學教授傅佩榮說：「哲學教育不能解決人生問題，但可以幫助你了解、闡明、並照亮你的人生處境。」哲學三慧：聞所得慧，思所得慧，修所得慧。哲學教育能助人聞慧、思慧，但修不修賴各人自行。尼格爾．羅傑斯（Nigel Rogers）與麥爾．湯普森（Mel Thompson）合著的《行為糟糕的哲學家（Philosophers Behaving Badly）》，及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兩書寫的是若干智者，教人生活智慧，自己卻不能智慧生活，言行不一，欺世盜名，人格卑劣。有人以其自以為是的思想，給周遭的人造成苦難，乃至禍害世人。鄧教授對羅素推崇備至，不幸，兩書中羅素均榜上有名。
不以人廢言。羅素說：「情愛、求知，以及對人類苦難的無可忍受的關懷，是我一生所要追尋的目標，也是畢生快樂與幸福的泉源。如果天天無所事事，對他人的痛苦冷漠，只在意自己的吃喝玩樂，有如睡生夢死，則與行屍走肉何異，是幸福嗎？（鄧文一）」說得對嗎？除開「天天無所事事」這一項，像青年牛頓埋首研究光學、引力等物理學問題，可沒心思去關懷人類苦難。終生未婚，不知情愛為何物。後來花上三十年光陰，比他研究物理學的時間還多，致力於研究煉金術。以後見之明來看，愚蠢至極，他卻樂在其中。他不幸福嗎？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外另一名著《道德情操論》，此書不能說不是哲學著作吧？書中他說：「關心自己的幸福，教我們審慎的美德；關心他人的幸福，教我們公正和仁慈的美德。」如有人以審慎態度投資而致富，為人吝嗇一毛不拔，典型小氣財神。小說中的小氣財神，最終洗心革面慷慨行善，這樣的結局有益於教化人心（不這樣，小說怎賣得出去），可現實中，慳吝冷漠，自私自利的吝嗇鬼多的是，否則世上問題會少很多。儘可斥罵那種自私鬼冷血，卻不能說那種人不幸福，畢竟幸福是主觀感覺。
行善和關懷他人是人品高尚之舉，值得讚揚並加以推廣這種觀念。但哲學就是哲學，該就事論事，不能用宗教式教條武斷道理。
勿「失不知為不知之意」
鄧教授說：「歐洲的哲學會考是拿破崙時代開始的，與歐洲的民主發展有關，對促進歐洲科學、文學與社會學的發展有很大幫助」。果如此乎？案，西洋哲學原本探索的項目包羅萬象。隨著人類知識進展，對知識了解更多更深，便慢慢有了分類。後來離開哲學獨立，先是醫學，隨後數學，再來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
這些獨立出去的知識，有了更精確的研究，反過來影響哲學。英國數學家兼哲學家懷海德(A. N. Whitehead)所著《科學與現代世界》中提到，十七世紀產生的科學思想體系，令當時那種靠玄想出來的哲學站不住腳，而「遊蕩失據」。還提到牛頓的數學影響了康德，而鄧教授說的拿破崙時代，及提到的幾位哲學家都在十八、十九世紀，豈不顛倒了？
鄧教授又說：「近代的中國與台灣，有誕生出甚麼大思想家？」確實，近代文明是西方優勝。但就整個人類文明來看，中國文明同樣有足可傲人地方，同樣能人輩出，對世人做出貢獻。前書中懷海德就說：「中國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來最偉大的文明。」德國哲學家兼精神病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著有《四大聖哲》，孔子列其一。《論語》也一直名列世界經典。
再如《孫子》，美國將軍評為世界五大兵學名著之一，軍事家必讀。成書於六世紀的《齊民要術》，不單是中國最早農業書，也是世界最早的，為農業史和人類文明史保存珍貴史料。中國古書中類似這種珍寶，不知還有多少，不懂古文就無法享用。
再說西方式的文明衍生出不少「文明病」，引來災害，眾所周知。已有若干學者嘗試從古代社會和古人智慧中尋找對治之道，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賈德．戴蒙（Jared M. Diamond）所著《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甚至從更早期的傳統社群尋查人類文明新命脈。對中國文化如有惡感，不願去認識，悉聽尊便。但不該亂罵，在媒體上亂說，那只顯得愚蠢無知，「失不知為不知之意」。
知識底蘊才是最重要的
鄧教授又談到由哲學課學會多元思考、邏輯思維與論證能力，那些固然重要，卻非無所不能。邏輯思維與論證最嚴謹的莫過於數學，但數學知識的確定性只侷限在特定條件下才成立，因而數學雖是科學之母，卻非科學。
西方的流行語：「三十歲前不信社會主義是沒良心，三十歲後還信社會主義是沒腦筋」。」所以如此，就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知識）不同所致。以不同的知識基礎去思維、論證，最後結論迥然兩別。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主義的理想頗能博得知識界好感及嚮往，馬克思主義也趁勢興起，大有人談論。胡適以他信奉的實驗主義撰文，勸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卻不能給予致命一擊。就因他不懂經濟學，寫不出海耶克《到奴役之路》那樣深刻之作。
該替換掉的其實是歷史課，藍綠兩方都想用它灌輸學子各自欽定的史觀。如今連台灣人有原住民血統的偽科學之說，也堂而皇之寫進課本。遭到原住民抗議，你想認人家的祖宗，人家還不齒呢！
就算能客觀敘述，對學子的幫助也有限。名史學家呂思勉就認為：「中學以下講授歷史，並無多大用處。歷史的可貴，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其能根據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非中學學生所能」。主張：「中等學校以下的歷史，改授社會（科）學，而以歷史為注腳，到大學以上，再行講授歷史。」說的很有見地。總之，知識底蘊才是最重要的。否則，根據錯誤的知識基礎，再怎麼小心思維與論證，也必然得出禁不起檢驗的結論和見解。
寫得這麼軂軂長，耗費讀者不少時間，真抱歉。我也不想寫這種得罪人的東西，但我畢竟深愛這塊土地，不願見到許多人口宣愛台，實則所做的是禍台。政治上的台獨主張我能尊重，文化上的台獨主張，萬萬不可！也借機呼籲，改一改以往那種不科學的國文教學方式，才能有效幫助學子提升國文的語文素養。
＊作者曾為金融從業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