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的「維穩」工作內涵經歷過一段演化，到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之後，「維護穩定」被提升為「維護國家安全」，2014年4月習近平宣布了新型國家安全觀，包含11種安全，也就是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為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通觀這11項安全，其實核心就在於政治安全。所謂「政治安全」，在中共話語系統裡其實就是中共執政權的安全，其他各種安全都是為中共執政權安全而服務的。從世紀之交開始建立並逐步充實的維穩模式，就是為政權安全而逐步升級的。
一、一個由告密者與線人構成的龐大維穩網絡
中共維穩模式的形成與定型，前後經歷了10多年。由於社會反抗（即中國官方指稱的「群體性事件」）日漸增多，2000年5月11日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維穩辦）成立，此後從中央政府到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一級，乃至國有大企業內，都設置了「維穩辦」。從此，中國各級政府多了一項專項工作，即「維穩」；政府開支也多了一種專項支出，即「公共安全支出」（又稱「維穩費用」）。到2009年，中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微妙變化，從「發展是第一要務」，變成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考核政府官員的政績時，「穩定」成了比GDP數字更重要的考核指標。
「維穩辦」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掌握社會動態，並將各種「問題」消滅於萌芽之中。維穩體系包含輿論監控、負責搜集情報的信息員密報制度、派遣線人滲透反對者群體，並將以「六張網」為特點的監控網絡當作社會常規監控模式。
中共的輿論監控系統遠比前網絡時代複雜精密，除了對傳統媒體、電視、電臺的控制之外，重點放在監控互聯網方面。由於互聯網技術不斷在發展，中共的監控技術也不斷升級，為公眾所熟知的是網絡評論員與輿情監測兩項。據中國網友考證，中國的網絡評論員制度開始於2006年，由南京大學創設。該校校方在關閉小百合BBS、同時開設南京大學BBS之後，指令學生會幹部及一部分「上進」學生擔任網絡評論員（簡稱「網評員」），將其「納入學校勤工助學體系，根據每月的考評結果發給適當的勤工助學補助」。這些網評員的主要職責是，在「南京大學電子論壇通過發帖，發布正面信息，跟帖回應抵制、消除負面信息，引導輿論並將重要信息及時上報學校網絡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隨後，各個學校紛紛仿效，競相招聘網絡評論員。江蘇省宿遷市、浙江省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等也開始聘請網評員，讓他們以普通網友的身分，引領「正確導向」，普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由於網評員的報酬是每發一條帖給付0.5元人民幣（即五毛錢），中國民間將其稱為「五毛」。五毛數量有多少？無人掌握准確數據，估計有數百萬甚至逾千萬之多。2016年哈佛大學3位學者發表了有關網評員的研究報告。報告估計，被稱呼為「五毛黨」的網評員每年在網絡上發表高達4.88億條留言，約每178個留言中就有一條是網評員的留言；這些留言中有大約52.7%發布到政府網站內，其餘則在商業網站上發布，例如微博等社交平臺。
比五毛高級一點的是網絡輿情分析師。據官方資料，「網絡輿情分析師」這一職業誕生於2008年（與2008年北京奧運籌備工作編織的「六張網」工程有關），服務對象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即工會、共青團、婦聯）等職能機構。「網絡輿情分析師」的工作範圍與「五毛」不同，其任務是負責收集網民觀點和態度，整理成報告，遞交給決策者，從業人員多達200萬。輿情分析師報酬優厚，共分成4級，最低月薪6000到8000元。如果按照4級的人數與工資取中位數，至少人均1萬元月薪，全國每年為這個行業支付的工資就高達2400億元左右。這還不包括他們使用的軟件與設備費用，據說這些費用也相當昂貴：「一般的輿情監測軟件，包年的價格從5萬元到幾百萬元不等。」
一個能夠讓200萬人從事的行業，其規模已相當可觀，中國皮具業、電子商務行業、動漫遊戲產業都是200萬人的就業規模。不同於後三個產業的是，輿情監控產業並不創造價值，只為政府提供監控服務，是一個消耗納稅人上交的稅收並監控納稅人的產業。
監控產業形成於江澤民統治時期，最初叫做「金盾工程」，1999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統，實為一個全方位網絡封鎖和監視系統。最先在西方揭開金盾工程黑幕的是格雷格･沃爾頓（Greg Walton），他2001年發表的〈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揭秘〉，揭開了中國使用高科技手段，將中國變成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一九八四》世界：金盾工程這個「老大哥」將時時刻刻「照看」著中國人民。
這種監控在胡錦濤時期不斷完善，發展到習近平時期達到極致，這與習近平的工作經歷有關。在習近平作為中共領袖「接班人」升任國家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後，他曾被賦予一項重任，即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時任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是副組長。奧運會結束後，孟建柱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長文，大談如何加強政府部門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能力，其中特別提到要加強「六張網」的建設。所謂「六張網」是指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網絡）防控網。中國當局希望通過這「六張網」，織成一張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羅地網，「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這「六張網」只是常規監控，每逢有慶典或者需要防範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兩會」、「六四」期間等等，當局還要再啟動「奧運安保模式」，除了讓警察扮裝成便衣，與巡防隊員、保安員等職業隊伍全部上街之外，還動員「志願者」如街道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的治保積極分子、單位「門前三包」人員等「社會力量」，用「人民戰爭」的方式消滅一切可能的反對力量。
除了五毛、輿情分析師之外，中共的維穩系統還擁有龐大的線人網絡，例如在大學、中學、企事業單位、鄉村都廣設「信息員」（即告密者）。以全國數千所高等院校為例，招聘信息員的廣告在大學網站上隨處可見，連工作任務都逐項列明。有些學校的線人數量相當龐大，比如西安理工大學全部在校學生共2萬6000餘人，僅在學生中就招聘了2627名安全信息員，並在師生員工中發展了65名「特別信息員」，約每10個學生中就有一名線人。內蒙古開魯縣縣長助理、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劉興臣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該縣通過「三個一工程」建立了一個巨大的線人網絡，可以對任何異議及反抗保持「高度敏感」。全局民警及協警人員不分警種、不分崗位，每人在社區、村屯、行業單位、複雜場所等布建20名信息員，共1萬名；在此基礎上，刑偵、經偵、國保、網監、治安及派出所一線實戰部門每名民警至少布建5名耳目，共1000名；刑偵、經偵、國保部門每名民警至少布建4名刑事特情，共100名。劉興臣開列的線人數據如下：由開魯縣公安局掌握的線人高達1萬2093名。該縣共有40萬人口，在這40萬人口當中，減去約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歲以下未成年人，相當於每25個成年人當中至少布有一名「線人」在盯著。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發表一篇〈中國政府養了大批密探〉，該文介紹：「有專家稱，在中國北京、上海這類大城市或西藏、新疆這類不穩定地區的密探數量還要更多。從開魯縣的密探人數可以推測出，中國全國至少有3900萬線人，占總人口的3%」，「其他中國城市已經建立了獎勵系統。在深圳，有超過1萬8730英鎊（約合20萬元人民幣）在一個月中作為線人舉報2000餘條犯罪線索的獎勵而被發放出去」，即每一條信息100元。
二、「維穩」開支超軍費，內敵多於外敵
在社會反抗增多、維穩機構正規化的同時，中國的維穩經費快速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公共安全開支最多的國家之一。為了說明中國政府巨大的維穩開支，研究者通常將維穩費用與軍費相比較。2009年的5140億維穩經費已接近同年軍費開支5321億元；2011年的維穩費用是6244億元，超過同年的軍費開支6011億元；2012年維穩費用為7078億元，軍費則為6703億元；2013年的維穩費用為7691億元，軍費為7202億。維穩費用高於軍費這一實況，直到2015年才稍有改變，2015年軍費為9114億元，維穩經費是8899億元，這是2009年以來中國的維穩費用首次比軍費少。
如前所述，中國的社會反抗主要緣於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抽取，因此，維穩與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個怪圈：地方官員需要GDP作為政績，不得不大量上馬各種項目，最容易賺錢的項目莫過於房地產與汙染工業；但房地產開發必然涉及徵地和拆遷，工業汙染會引發當地居民的環境維權活動。因此，經濟越發展，產生的官民矛盾越多，維穩的任務越繁重，維穩開支就越龐大。市縣級地方政府普遍感到維穩經費吃緊。2011年11月廣東汕尾烏坎村村民因政府強征土地而持續抗爭數月之久，汕尾市政府為該村的「維穩」花了不少錢。市委書記鄭雁雄在內部講話中大歎「苦經」：「你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啊，好幾百個武警、警察駐在這裡，我們邱市長的錢包一天一天地癟下來了」。
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維穩」經費的來源，中央與地方大概維持三七開的比例，中央承擔30%，地方承擔70%。經濟落後地區在「維穩」方面的經濟壓力要遠遠大於發達地區，很多省分因「維穩」開支而負債。在中國經濟依賴房地產高速發展時期，地方財政狀況尚好，可勉強負擔維穩費用。自2009年以來地方財政減收，為了解決地方財政困難，中央政府不得不代全國31個省市的地方政府發行數千億3年期債券，以維持地方財政運轉。2012年3月至8月共有2100多億元債券到期，但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只能玩借新債還舊債的把戲。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曾寫過一部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這部傑作名列世界三大反烏托邦的政治諷喻小說之一。書中的大洋國處於永久的戰爭狀態，因此建立了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和公眾操控系統，最頂端是一位至高無上的「老大哥」；「老大哥」依靠特權階層的核心黨員（Inner Party），控制全社會，將一切獨立思考列入「犯罪思想」並予以打擊。當今的中國社會，在維穩體制操控下實際上早就成為《一九八四》的現實版。
＊作者何清漣為流亡美國的中國社會經濟學者，著有《中國的陷阱》等書；程曉農曾任職於趙紫陽時代的經經智庫，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