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呂赫若一樣身為知識份子而投奔共產黨者，係當年時空環境使然。陳翠蓮說，陳本江、陳通和兄弟是鹿窟事件最核心人物，鹿窟基地在他們手上建起來，他們的自白書很重要，也顯示陳氏兄弟跟之前遭捕的中共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不同──蔡孝乾走中共路線、了解中共到台灣如何發展，但陳氏兄弟不一樣，他們串聯台灣日治以來左翼青年、祖國派、謝雪紅等人。
陳翠蓮說，陳本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係典型日治時期的「左翼青年」，二戰末期到北京大學法學院擔任助教講師，因而認識「祖國派」青年藍明谷、聯繫上不同管道人脈。在藍明谷介紹下，陳本江與蔡孝乾認識，一開始陳氏兄弟還不是共產黨員、蔡孝乾邀請入黨時兄弟態度也不積極，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兩人才在6月份決定加入共產黨。陳氏兄弟自白書也清晰呈現日治到戰後台灣左翼人士的人脈清楚呈現，包括生病去看哪個醫生、缺錢時要向哪些台灣仕紳募款等。
「組織被破獲，對黨員來說可能還是一種解脫」基層黨員亦成犧牲品 意圖「叛逃」即遭絞殺
陳本江與陳通和雖然堪稱鹿窟事件「主謀」，但陳翠蓮也說，本次事件特色之一就在於多數共產黨幹部沒有被判刑，多半可以選擇自新或自首。陳氏兄弟被捕後，自共產黨員投誠國民黨之偵防組長谷正文給予各種優待、以自身經驗說服陳氏兄弟，甚至被收編的蔡孝乾也親自前往勸說「不要做戰爭傻瓜」、即不要為戰爭犧牲，兄弟因此積極「建功」，把所有知道的、不知道的、甚至恐怕不是真的都說出來，致使案件牽連極廣。
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些人會認為在台地下黨遭破獲、崩解跟蔡孝乾招供有關，甚至指責蔡孝乾讓台灣共產黨發展一夕崩潰，陳翠蓮說：「我認為不是正確指責。」真正問題在於共產黨員大多投誠自新，國民黨政府對真正核心幹部有優待、可以投誠，加上外在環境影響，韓戰之後共黨要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諷刺的是，真正共產幹部幾乎安全下莊，陳本江僅服刑3年就可「自新」，無辜平民卻沒有如此待遇。陳翠蓮舉例，時任石碇鄉公所總幹事黃伯達只因知道有共黨在山上活動、沒去檢舉，就被指控為「叛黨」，最終處死刑，可見國共鬥爭非常特殊清楚現象：只要投誠就沒事，沒有就是叛黨。另一例是農民許金旺，只因鄉間有「結拜會」讓大家變成兄弟的傳統就被捲入案件，判刑10年，還有一名施姓木工，自白書提到自己良心上不能檢舉師傅與師兄、看的不是國共鬥爭思維而是人情道義，也被判刑了。
「台灣人是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這種互相遊說對方『投誠反正』很多內部規定共產黨、國民黨都知道，但台灣人不知道，就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陳翠蓮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