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黨幹部安全下莊，村民卻遭冤刑求槍殺！新檔案揭蔣經國涉「鹿窟事件」：不知情的台灣人，成了犧牲品

「台灣人是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這種互相遊說對方『投誠反正』很多內部規定共產黨、國民黨都知道，但台灣人不知道，就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

27日國史館舉行《鹿窟事件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1950年代最大白色恐怖案件「鹿窟事件」相關檔案整整5大冊出版。儘管鹿窟事件起於潛伏深山的共產黨員欲建立武裝基地、隨後遭力求「反共」的國民黨政府掃蕩肅清，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指出，檔案特點之一在於明確顯示「多數共黨幹部沒有被判刑」，重要幹部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可以自首、自新，不知要通報的一般村民如石碇鄉公所幹事黃伯達、因「結拜會」遭捲入事件的農民許金旺卻都遭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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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者遭手指插鋼釘打斷牙、真相卻成迷霧　彙編檔案挖出蔣經國罕見親筆批示

堪稱白色恐怖最大案之「鹿窟事件」始於1952年12月28日深夜，數以千計士兵包圍鹿窟村、團團包圍汐止與石碇交界山區，持續至隔年3月3日，本意在於掃蕩潛伏山區之共產黨員，孰料上千村民亦遭捲入其中、陷入冤案，在地信仰中心「菜廟」（今光明寺）一夕成為刑求煉獄。

受難者之一李石城於2018年促轉會首波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上回憶，當時他被刑求手指插鋼針、打到斷牙、脊椎受損終生未癒、撞柱自殺卻被急救回來再拖回去繼續打，隨後被以「參加匪偽組織、意圖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0年，出獄後因政治犯身份求職處處碰壁、只能到礦坑找工作，而當年許多受難者因為在礦坑瀰漫粉塵的環境工作，壯年便因矽肺病過世。

薛月順指出，本批檔案特色之一在於詳細而生動的描述，例如擊斃涉案人員劉學坤一段，上呈國防部的報告便相當清晰記載過程：「我部隊據報後，即派第3營隊搜索遁匪足跡、前往緝捕，於下午4時與匪遭遇，該匪竟拔槍抗拒，因槍故障未能射發，該營戰士還槍回擊。按本局原曾下令『非遇射擊不准開槍』，且以擊傷四肢為限、不准命中要害，該戰士乃對該匪腿步瞄準，惟該匪發槍未響、心荒圖逃、身軀蹲伏，遂致頭步中彈、當場格斃……身上搜獲化名『林正義』身份證一枚、槍一枝、子彈6發、手銬一付，匪屍經抬至光明寺交前，匪犯已指認，確係匪黨『蕭指導員』，真名劉學坤。」

此外，檔案也清楚顯示，當時關於所有鹿窟事件的報告都要經過國防部總政治部審查、即當時蔣經國主責單位。檔案可見副主任張彝頂、胡偉克之批示，雖然蔣經國親自批示較少、大多只寫個「可」、「如擬」或是簽個名，然而一份該年1月23日的檔案，留下了較罕見的蔣經國詳細批示、指示鹿窟事件後續偵辦方向：「有許多實際問題，現在就應開始檢討：一、追查有無其他基地；二、如何防止同樣事情之發生（警察等方面格外重要）。」

日治「左翼青年」末路　檔案收錄第一手記載「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人生最後一段時光

本次史料彙編另一特色，係收錄「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生前最後一段時間。呂赫若係日治時期著名客家籍作家，具寫作、聲樂、戲劇等才華，1947年二二八事件見證國民黨血腥鎮壓台灣之後轉向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並主編地下黨刊物《光明報》，在1952年鹿窟事件後失蹤，許多口述歷史指出呂赫若是被毒蛇咬死，但在涉案共產黨員劉學坤記錄下的報告才得到更進一步證實。

台大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點評，劉學坤記下的這份檔案非常難得、很珍貴，記下呂赫若遭毒蛇咬後撐了8天半的過程。陳翠蓮表示，呂赫若是在台灣文學史與音樂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華的人，最後為社會主義理想上山，被蛇咬死；雖然一些民間傳說認為呂赫若沒死、可能早已隱身到國外生活、這些傳言可能是基於對他的不捨與美好想像，但這份手稿已很清楚記錄他人生最後狀況──他等不到有效醫療、在極端痛苦中死亡。

陳翠蓮表示，呂赫若人生中的最後幾天仍時常以日文溝通，甚至被蛇咬的極端痛苦下還會不斷自省、認為自己曝露出「有產階級」的姿態，到快死了還覺得自己這樣不夠優雅；甚至，呂赫若到最後仍在等解放軍抵台，問身邊同志：「解放軍應該本月會來吧？」這顯示呂赫若對外在大環境情況變化理解有限，那時解放軍不可能來台灣，但手稿也可見，他還抱有這樣的希望。

像呂赫若一樣身為知識份子而投奔共產黨者，係當年時空環境使然。陳翠蓮說，陳本江、陳通和兄弟是鹿窟事件最核心人物，鹿窟基地在他們手上建起來，他們的自白書很重要，也顯示陳氏兄弟跟之前遭捕的中共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不同──蔡孝乾走中共路線、了解中共到台灣如何發展，但陳氏兄弟不一樣，他們串聯台灣日治以來左翼青年、祖國派、謝雪紅等人。

陳翠蓮說，陳本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係典型日治時期的「左翼青年」，二戰末期到北京大學法學院擔任助教講師，因而認識「祖國派」青年藍明谷、聯繫上不同管道人脈。在藍明谷介紹下，陳本江與蔡孝乾認識，一開始陳氏兄弟還不是共產黨員、蔡孝乾邀請入黨時兄弟態度也不積極，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兩人才在6月份決定加入共產黨。陳氏兄弟自白書也清晰呈現日治到戰後台灣左翼人士的人脈清楚呈現，包括生病去看哪個醫生、缺錢時要向哪些台灣仕紳募款等。

「組織被破獲，對黨員來說可能還是一種解脫」基層黨員亦成犧牲品 意圖「叛逃」即遭絞殺

陳本江與陳通和雖然堪稱鹿窟事件「主謀」，但陳翠蓮也說，本次事件特色之一就在於多數共產黨幹部沒有被判刑，多半可以選擇自新或自首。陳氏兄弟被捕後，自共產黨員投誠國民黨之偵防組長谷正文給予各種優待、以自身經驗說服陳氏兄弟，甚至被收編的蔡孝乾也親自前往勸說「不要做戰爭傻瓜」、即不要為戰爭犧牲，兄弟因此積極「建功」，把所有知道的、不知道的、甚至恐怕不是真的都說出來，致使案件牽連極廣。

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些人會認為在台地下黨遭破獲、崩解跟蔡孝乾招供有關，甚至指責蔡孝乾讓台灣共產黨發展一夕崩潰，陳翠蓮說：「我認為不是正確指責。」真正問題在於共產黨員大多投誠自新，國民黨政府對真正核心幹部有優待、可以投誠，加上外在環境影響，韓戰之後共黨要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諷刺的是，真正共產幹部幾乎安全下莊，陳本江僅服刑3年就可「自新」，無辜平民卻沒有如此待遇。陳翠蓮舉例，時任石碇鄉公所總幹事黃伯達只因知道有共黨在山上活動、沒去檢舉，就被指控為「叛黨」，最終處死刑，可見國共鬥爭非常特殊清楚現象：只要投誠就沒事，沒有就是叛黨。另一例是農民許金旺，只因鄉間有「結拜會」讓大家變成兄弟的傳統就被捲入案件，判刑10年，還有一名施姓木工，自白書提到自己良心上不能檢舉師傅與師兄、看的不是國共鬥爭思維而是人情道義，也被判刑了。

「台灣人是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這種互相遊說對方『投誠反正』很多內部規定共產黨、國民黨都知道，但台灣人不知道，就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陳翠蓮說。

另群犧牲者，可能還有最無力的基層共產黨員。陳翠蓮說，檔案也可見共產黨內部扭曲的人的關係，總是採取非常嚴厲手段，例如陳本江自白就提到，因為基地被圍困、有人想逃，整個氛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要求大家集體宣示不能背叛，否則要連坐受到「最嚴厲制裁」──儘管共產黨標榜「無產階級專政」，組織仍非常階級鮮明、上級權力大，這般扭曲人際關係也呈現在指導員林三和的遭遇，被命令把陳本江跟鹿窟村民生的孩子帶回家佯裝親生，林妻則被陳通和拐走。

「為何不走、不逃？他們也無法逃。」陳翠蓮又舉例，一名共黨成員張棟柱自白提到，如果有人要逃、要叛變，他5月份就在幹部指使下與其他人聯手絞殺同志、屍體在茅屋旁草草掩埋，8月有人要反叛又殺一次，這種集體共黨關係要離開是不可能的──而在物質極度匱乏、驚惶不安的狀態下，組織被破獲，對黨員來說可能還是一種解脫。

冤死礦工之子痛訴：我爸爸不是壞人，他為什麼要死？

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的台灣人，還有遭捲入事件的礦工蕭塗基與其子蕭敏次。出席發表會時，如今已白髮蒼蒼的蕭敏次感嘆，當年父親只是為了給親戚陳春慶一個方便、讓他來家裡躲一下，父親也不知陳春慶會做什麼壞事，都是自己的親戚，給他住一下有什麼關係？怎知道後來就變成鹿窟事件這麼大的案子，父親也遭逮捕、判刑、槍決。

「一些重要的人、主使者都沒事，村民被冤枉，這是我們國家的人啊，是國民啊！我想，為什麼這國家不愛自己的國民、不給機會給他好好教育？為什麼要給他打死？我爸爸不是壞人啊，他是幫助人的人，他為什麼要死？」如今談起這段，蕭敏次依然哽咽。

最讓蕭敏次憤慨的是，父親不明不白死了以後沒人道歉過，政府也不願賠償、總是又高高在上說要「補償」：「被冤枉的人，怎麼可能死得瞑目？」父親之死也讓蕭家陷入經濟困頓、蕭敏次沒有機會唸書，如今他仍嘆：「我很憨慢、可能說不對話，請大家原諒、給我指教……我也沒受過教育，我爸爸就不在了，我變成沒用的人，我很怨嘆、怨嘆我沒好好讀書……受難者家屬不只這樣，精神上也受到很大委屈，希望給我公道，謝謝大家。」

蕭塗基不幸沒能參與到的，是一位承辦鹿窟事件組長的求情──陳翠蓮於檔案看見，該組長上文表示，若用「知匪不報」辦村民可處1–7年有期徒刑，但村民大多「蒙昧無知」、在共黨控制之下，這樣追究太過嚴厲，應可酌情處理、否則有失政府「寬大處理」本案宗旨──「統治機關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還能保持一些良心、堅持力爭的人，該在我們歷史書寫被看到。」陳翠蓮說。

一起被以「白色恐怖最大案」記憶的鹿窟事件，是不同命運與人性之交錯，而當相關檔案持續被研究，製造冤錯案者遭追究、無辜者真正得到平反、體制內掙扎求生者被記憶，台灣史上最沉痛的迷霧之一，或許才有撥雲見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