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前的兩年裡，美國官員曾試圖通過一系列面對面的會談來了解他。
2011年在中國舉行的一次會談中，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問到了由文職官員控制美國軍隊的問題，聊到了他對中東地區反抗浪潮的看法，並主動談到他的父親——革命元勳習仲勳。2012年訪美時，習近平神態輕鬆，和藹可親，他在洛杉磯湖人隊的籃球賽現場和學生們聊天，還和球星魔術強生合了影。
美國官員的結論是：雖然習近平比僵硬呆板的胡錦濤自信和直率得多，但他很可能與胡錦濤一樣，繼續致力於與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並促進中國更緊密地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有人甚至希望，習近平能重啟停滯的經濟改革。
這是美國後冷戰時代最大的戰略誤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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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的八年中，習近平給中國的未來定下了擴張和超民族主義的基調，表現出了對權力的慾望和操縱政治的才能。他把自己和毛澤東相提並論，打壓了批評者和潛在的競爭對手，復興了中國共產黨，並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如果他願意，他可以終身執政。
他立誓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動用軍事力量實現領土主張，強迫多達100萬中國穆斯林進入拘留營，並遏制香港的政治自由。
現在，隨著疫情在中國得到控制而美國各地疫情依然嚴重，習近平又宣傳帶有他個人風格的科技加強版馬克思主義，指出這種執政理念是比自由市場民主更優越的選擇，是解決全球問題的「中國方案」。
「他顯然不會成為第二個胡錦濤，」曾在歐巴馬政府擔任高層官員的拉塞爾（Danny Russel）說：「我所低估的，是他對風險的容忍度。」拉塞爾曾參加過美方和習近平的幾次會晤，其中包括2011年和2012年的會面。
在習近平上台前的30多年裡，中國共產黨向集體領導和減少政府干預的執政風格轉化的趨勢非常明顯，但習近平執政後迅速扭轉了這一趨勢，讓美國官員和許多中國精英頗為驚訝。不過事後看來，他的所作所為都可以從他人生的重要節點中找到根源。
這些重要節點包括他的父親被打倒，青少年時期在中國農村的生活，在軍隊中的經歷，還有在黨內精英中間暗流涌動的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熏陶。
習近平走向獨裁的轉折點是2012年的一場政治醜聞，這場醜聞打破了黨內精英階層的權力平衡，也讓主張更強硬的集權化領導的陣營更無畏忌。藉著這樁醜聞，習近平也得以排擠黨內對手，重塑黨風並改造黨內意識形態。
今天中國遵循的新政治信條被稱作「習近平思想」，這是20世紀不同專制主義者的許多特點的結合體，強調了列寧式的政黨在一切領域的主導作用，包括民營企業。毛澤東時代的全民動員又重新進入歷史舞臺，史達林時期對社會的極權控制又以數位監控的方式重現，而基於族裔差別的更強硬的民族主義也甚囂塵上，對少數民族或港台居民也愈加不寬容。
最重要的是，「習近平思想」是要為習近平的持續掌權找到法理依據，讓他可以繼續他的追求，讓中國在2049年，也就是新中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成為一個富強的、真正的世界大國。
習近平在中國民眾心中的形象一直很高大，這與國有媒體的正面宣傳有一定關係。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實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消除了極端貧困，並成功遏制了國內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國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也成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
主張中國實行開明專制的重要學者蕭功秦說，他的目標是讓全世界認可中國的大國身份，並認識到他在中國的偉大復興中起到的關鍵作用；骨子裡來說他是個民族主義者。
家住上海的蕭功秦自稱是習近平的支持者。但和許多中國精英一樣，他也擔心習近平「缺乏妥協精神」。他說，這是他的不足，而且糾正他的機制。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沒有發表評論，但安排了中央黨校的兩名教授接受採訪。中央黨校是中共的最高智庫和培訓機構。
這兩名教授都表示，習近平沒有放棄集體領導，但不願意預測他是否會在2022年屆滿時退休。他們將習近平思想描述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指出他的政治思想有一部分是從年輕時的經歷中形成的。
中央黨校教授韓慶祥說，他年輕時候的人生是有點曲摺的，但這個曲折反而成就了今天的習近平同志。韓慶祥表示，只有吃過苦的人才能幹大事。韓慶祥曾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主辦馬克思主義學習班。
在中國和海外，許多人都誤以為習近平會效法他的父親習仲勳，成為經濟改革的急先鋒和毛時代結束後個人獨裁的反對者。
與習近平交談過的人說，習近平談起父親的時候是很自豪的。習仲勳曾在中國西北指揮中共游擊隊，1949年勝利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但他們指出，習近平的政治理念卻是從早年艱苦的成長經歷和1962年習仲勳被打倒後家庭的不幸遭遇中培養起來的。1962年，習仲勳因支持出版一本有爭議的小說而遭到迫害，被下放到華中地區接受長達13年的改造，其中大部分時間在拖拉機廠工作。
這種經歷也讓習近平不同於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後者大多沒有遭受過那麼多磨難。也正因為如此，習近平擔心國家再度陷入混亂，決心為自己的家族洗刷罪名，也不信任中國精英階層。
和許多太子黨一樣，今年67歲的習近平的少年生涯也是在專屬的校園和大院中度過的，他從小就相信自己將是中國未來的領導人之一。
習近平的母親在黨校生活和工作，他和三個兄弟姐妹主要由父親照顧。習仲勳異常嚴格節儉，強迫兩個兒子穿姐姐們的舊衣服和舊鞋子，還經常給他們講述自己的革命生涯。
美國大學教授托裡吉安（Joseph Torigian）正在撰寫一本關於習仲勳的著作。他說，習仲勳有抑鬱傾向，經常大發脾氣。「這個家庭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個紀律嚴格又殘酷的父親。」
1962年習仲勳被打倒後，習家遭到許多同行的譴責和冷落。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煽動紅衛兵毆打老師和其他「階級敵人」，許多人被毆打致死。習近平一家也遭到更殘酷的迫害，死者中就有習近平同父異母的姐姐。
許多太子黨組建了自己的紅衛兵部隊。據一位家族朋友說，習近平那時候年紀太小，又被父親牽連，無法加入這類團體，他在街上遊蕩，閱讀從廢棄的學校和圖書館裡找到的書籍，包括戴高樂回憶錄和尼克森自傳。
習近平自己很少談論那些日子，他在執政前接受的採訪中曾說，那些年讓他對政治的看法變得更加堅定。他回憶說，他曾經公開譴責自己的父親，三次被關進監獄，紅衛兵還威脅要處決他。
他在2000年接受採訪時表示：「對權力接觸少的、距離遠的人，老把這些東西看得很神秘、很新鮮。而我看到的更多不只是表面上的東西，不僅僅是權力、鮮花、榮耀和掌聲，也看到了牛棚，看到了世態炎涼，對政治的認識也有一層更深刻的東西。」牛棚指的是紅衛兵關押人員的地方。
據認識他父親的人說，習近平和他父親一樣，對黨依然忠心耿耿，把家庭的苦難歸咎於毛澤東的警衛處長。他們說，習近平也從父親的不幸中吸取了教訓，父親在1978年被平反，幫助中國建立了第一個便於吸引外資的經濟特區，但在上世紀80年代末再次遭到排擠。
這些人表示，習近平得出的結論是，政治是一場贏家通吃的競賽，還有就是掌握實權以前應該隱瞞自己的觀點。
但上台執政以後，他的控制欲和對同僚的不信任感就表現了出來，一方面與集體決策機制漸行漸遠，一方面又在反腐運動中盯上潛在的政治對手。這種控制欲壓倒了早期讓市場在經濟中發揮 「決定性作用」的承諾。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說，習近平得出的結論就是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會嚴重威脅到黨的長期領導，對黨的忠誠是他血液裡流淌的東西，任何形式的和平改造他都不會買賬，無論直接還是間接。陸克文與習近平有過幾次會晤，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11月。
如今，習仲勳主要憑著生前對黨的絕對忠誠而被懷念。他在中國西北的墓地現在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一部分，中共官員經常聚在那裡重申對黨的誓言，並在習仲勳雕像前鞠躬致敬。雕像前的花崗岩上刻著毛澤東的一句話：「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人們曾經以為，習近平對毛澤東的看法應該是矛盾的，他學會了敬畏毛澤東，但也因為毛澤東而遭受苦難。令人驚訝的是，他會把毛主義重新拿出來，作為中共和他自己執政合法性的依據。
1968年，毛澤東為了恢復秩序，決定把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下放到農村接受再教育，15歲的習近平因此來到梁家河插隊落戶。梁家河位於他父親老家東北方向220英里，是一個只有三十幾戶人家的村落，房屋大部分是傳統的窯洞。
那裡條件很艱苦。在接下來的七年中，他身上滿是跳蚤，經常挨餓，多數時候都在打井、挖田和放羊。當時也沒有學校。
習近平這代人中有不少都有類似的經歷。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他們帶著幻滅感回到家中。
習近平上台後刻意把自己和毛澤東相提並論，並把梁家河的這段歲月當做他政治生涯的起源。如今，在梁家河導遊的描述中，習近平正是在這裏完成了從一個弱小迷茫的少年向堅韌不拔的人民領袖的蛻變。
最近，在一口窯洞裡，一名導遊指著一個凸起的磚石平台說，這是習近平和其他五個人共用的土炕。這名導遊簡要介紹了習近平在這裏的生活：他開始覺得很苦，但很快就通過努力工作贏得了村民的支持，並最終當選了村支書。
當《華爾街日報》記者前來採訪時，地方官員一路尾隨，並阻止了所有採訪活動。
與習近平有過交談或研究過習近平的人說，他在鄉下的日子是脫胎換骨的。他們說，習近平培養出了對農村貧困人口的親近感和責任感，並以務實的作風處理村中的生活。村民們有事都來找他，他對自己的領導天賦也更自信了。
據與他交談過的人說，他帶了兩箱書，還借了很多書，痴迷地閱讀和吸收思想。其中一些殘破的書卷陳列在一個窯洞裡，包括《列寧論戰爭與和平》、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季辛吉的兩本關於外交政策的書，還有開創納粹德國閃電戰術的隆美爾元帥的著作集。
多年以後，他經常提到自己的閱讀經歷，引用中外經典著作，並誇耀自己在村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要義。
一些了解他的人認為，這是對毛澤東的一種刻意模仿，後者就以自己的文采為榮。另一些人則察覺到他對自己缺乏正規學校教育的敏感。一位毛澤東原來的秘書在十幾年前見到習近平後，形容他只有「小學程度」。
1975年，習近平獲得推薦，進入北京一所大學的化工系就讀，但那時候高考和常規教育尚未恢復，他的身份是「工農兵學員」。
1979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習近平同時代的人，包括他的兄弟姐妹，大多都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上，下海經商屢見不鮮。習近平是為數不多的選擇政治生涯的太子黨人之一，他經常向朋友們抱怨身邊的腐敗和物質主義。
熟悉這些太子黨的人認為，他們從來沒有失去對毛澤東的崇敬。作為領導人，習近平沿用了毛澤東的許多頭銜、修辭和政治技巧，並宣稱毛澤東的成就與之後的改革時代不相上下。
他也有務實的原因。在他上台前的幾年裡，他開始相信，對毛澤東的批評正在破壞黨的基礎，就像對史達林的清算侵蝕了蘇聯一樣。
習近平也目睹了薄熙來是如何在重慶市以恢復強人統治和毛時代的平均主義而受到民眾歡迎的。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毛澤東造成了超過4,000萬中國人的死亡，給這樣的人平反讓許多思想自由的中國人感到震驚，他們警告說，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即將到來。
流亡美國的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指責習近平把黨變成了「政治殭屍」，並警告說未來五年將出現重大混亂。
但習近平似乎相信，他可以利用數字審查和監控來實現毛澤東渴望的政治控制，而且不會顛覆社會。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政治問題專家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說，「我認為他繼承的不是那個奉行革命激進主義的毛澤東，而是建國時期的毛澤東，是那個在北韓戰爭中與美國打成平手的毛澤東。」布蘭切特曾撰寫過一本關於新毛派運動的書籍。
1979年春天，大學畢業不久的習近平在父親幫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擔任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工作的耿飈的秘書。這段經歷讓他在精英政治、國際關係和軍事方面上了三年速成班。
在這期間，他了解到中美關係的內幕，學會了把美國看成合作夥伴和潛在威脅。他第一次出國旅行是陪同耿飈訪問歐洲。他還認識到人民解放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並在軍界建立起人脈。
「我和軍隊有著不解之緣。」習近平去年在一次講話中說，「從小我就較多接受了我軍歷史的教育，親眼目睹了我軍很多老一輩領導人的風采。」
耿飈是軍隊中的元老，曾追隨習仲勳工作，擔任過駐六國大使，以及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習近平來到他身邊工作的時候，他正擔任副總理和中央軍委秘書長的職務。1981年，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
這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巨大變化。根據耿飈家人和傳記作者的描述，習近平那時候穿著軍裝，陪同耿飈出席多數會議，處理機密文件。兩人經常一起乘坐耿飈的賓士車（這在當時是非常奢侈的象徵），還經常一起下圍棋。
據描述，耿飈要求非常嚴格，安全意識很強，堅持讓習近平不用筆記，憑腦子記住會議內容。時至今日，習近平都會記住大段講話內容，很少在私人會議上使用筆記。
當時中美關係剛剛正常化，並與越南打了一場短暫的後來陷入僵局的戰爭，這種屈辱至今依然困擾著解放軍。耿飈的首要任務是與華盛頓建立軍事關係，制衡蘇聯的力量，1980年，他去美國洽談購買武器。
在美國，耿飈見識了頂級武器，還在白宮觀看了一場《星球大戰：帝國反擊戰》。但美國只願意出售非殺傷性裝備，並表示會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根據耿飈傳記中的記載，他在總結這次赴美之行時警告說，發展中美關係不能過頭，也不能操切；在一些問題上，美國還會持不合適的立場，中國應該予以必要和適當的抗爭。
研究這段歷史的人說，習近平從中得到的經驗是，雖然與美國合作可能對雙方都有利，但兩國的長期戰略利益並不一致。
通過與軍方官員的接觸，習近平對領土問題，特別是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變得敏感起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越來越把美國視為中國的對手。
他還親眼目睹了鄧小平在1979年至1981年的權力鬥爭中是如何爭取到軍隊的支持，從而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
三十多年後，習近平也會使用類似的策略，首先牢牢掌控軍隊，然後在其他地方鞏固自己的權力。
中央黨校刊物前編輯鄧聿文說，他看到了中央政治真實的一面，最重要的是抓住實權。
耿飈後來一直是習近平的導師，他去世後是習近平為他收斂骨灰，這通常是長子才有的資格。
離開耿飈後，習近平進入地方工作了25年。在2007年升任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的常委後，他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愈演愈烈的自由化倡導者與反對者之間的爭論。
這時他認識了王滬寧，這位前學者成了他的最高政治顧問。現年65歲的王滬寧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新權威主義」學者中的翹楚出現的，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需要開明專制，而不是自由化。
曾在上海復旦大學師從王滬寧的任曉說，他相信中國需要一個務實有遠見的領導人，對國家要非常了解，並且擁有必要的權力來指導這個國家；在這點上他的看法是一貫的。
1995年，王滬寧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這個部門負責為最高領導人提供建議並撰寫演講稿。2002年，他成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從2007年開始與習近平一起工作，包括在一個負責黨建的團隊中工作。
習近平執政後，主要依靠王滬寧實現黨的意識形態的改造，其中把習近平的直覺與新興社交媒體平台上洶湧澎湃的反潮流結合了起來。
當時，極端民族主義者呼籲對美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還有學者主張復興儒家思想，一種主張嚴格服從社會等級制度的哲學。此外，中國國有部門改革和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催生了「新左派」，他們抨擊腐敗和特權。
習近平起初很少對這些辯論發表看法。但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他的言論開始變得不那麼謹慎，中國精英階層中的許多人也開始相信，自由市場民主正在衰退。
2009年，以副主席身份訪問墨西哥的習近平曾對美國做了一番不加掩飾的嘲諷。他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中國）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2010年，習近平到重慶視察，稱讚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運動。
2011年，他在中國會見了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Joe Biden）。據了解會談內容的人透露，習近平詳細談到了蘇聯的崩潰以及中東地區獨裁者被推翻的事件，指出這些人脫離了民眾，沒有遏制住腐敗。
「他明確地暗示中共正面臨一些生死存亡的挑戰，他也認為有些事情必須改變，」前美國官員拉塞爾說，「我從他的話中得到的看法是，權力中心太多了，不止這個國家需要強人，這個政黨也需要強人。」
次年，前重慶公安局局長逃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說薄熙來的妻子謀殺了一名英國商人，這起事件引發黨內混亂。薄熙來的妻子後來被判終身監禁。薄熙來因貪污和濫用職權被判無期徒刑。
這起醜聞將習近平的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排除在了政治局常委之外，也讓習近平有機會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把矛頭對準其他被指與薄熙來合謀奪權的權貴。
這也讓有關中國未來的內部爭論達到了頂點。自由化的批評者、特別是太子黨佔了上風，他們認為只有強人才能挽救黨。
這也讓王滬寧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影響習近平的機會。王滬寧2012年成為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並擔任習近平的最高政治顧問。習近平的政治本能和所處的環境恰好與王滬寧在改善中國治理方面的國家主義理念不謀而合。
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內，王滬寧陪同習近平參加了大多數會議和外訪活動，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夢」和習近平思想的設計師，2017年王滬寧進入常委會時，習近平思想被寫入黨章。
韓慶祥將王滬寧稱作「大理論家」，擁有「不可低估」的決策影響力。
韓慶祥說，習近平在某些方面肯定受王滬寧的影響，但王滬寧受習近平影響更大。
習近平和他的顧問們主要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描述他的學說，在保證不強加於別國的同時，將這種學說作為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證明，供其他國家效仿。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在政府新聞辦安排的採訪中說，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是融合了部分西方和中國傳統思想的新版本，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遙遠的概念尚不明確的理想，即使到2049年建國100周年也不會實現。
研究習近平思想的其他學者說，習近平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內容是有限的，他不主張階級鬥爭或消除私有財產，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運動和自由派聲音也進行了打壓。
他們認為，這是王滬寧的思想與新左派、新儒家和其他非自由主義思想的融合，目的是統一黨的意識形態，為習近平集權和打造威權政府模式提供法理依據。
有些人還察覺到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影響，納粹曾用他的思想為無限的行政權力辯護。近年來，為政府提供建議的中國學者都引用了施密特的觀點，包括幫助中國政府制定香港政策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強世功將習近平思想描述為黨全面領導國家的新體制，認為1979年以後在中國推行的法治破壞了黨的權威。
他寫道，這種新黨政體制無疑是中國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終極目標是創造人類文明新秩序。
強世功不予置評。
與習近平交談過的人說，中國遏制新冠疫情的成就讓習近平對自己的治理模式更有信心。今年11月份，他承諾到2035年使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中國老齡化社會和債務問題將使這一目標面臨挑戰。
習近平在國外面臨越來越多的抨擊，特別是民主國家，這些國家對他在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感到震驚。
甚至黨內也有人認為習近平有些過分，2022年之後繼續執政可能面臨阻力。但無論黨內還是黨外，敢打賭習近平失敗的人仍是寥寥無幾。
「習近平政治中有一種東西，讓我覺得他有能力渡過未來的驚濤駭浪，」前澳洲總理陸克文說：「他身上有一種鋼鐵般的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