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策動的西安事變經過情形，若干年來，官方與民間皆有紀述，但對於促發事變的基本因素，以及最後演變的戲劇化的結局之所以然，或以顧忌現實，或以見聞未週，付之缺疑。筆者根據個人陸續訪察所得，分別敘次，聊備史家參證云爾。
遠因
筆者曾在日本東京旅遊中，晤及西安事變時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苗劍秋氏，叩以事變的裡因安在？他說出兩點：
一是「九 ‧一八」事變發生後，除卻原在關內的奉軍外，許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北智識份子，亦紛紛潛入關內求生存。當時南京中央當局通知張少帥，所有來到關內的東北軍政界人士，政府必予照顧，不愁失業，然事實上十九皆未兌現。這班人有如喪家之犬，流落江湖，靡所瞻依，只好投奔奉軍各部隊中，免成餓莩，對中央當局乃滋生反感，憤憤不平，因而影響軍心。
二是奉軍初由平津奉調至鄂豫皖地區勦匪後，再調往陜西勦匪，在長期作戰中，自多損失，然中央未予補充。迨陜北紫羅鎮之役，奉軍兩師人完全覆沒，中樞即把這兩個師的番號亦撤消，氣得張少帥通令全軍報繳剩餘槍枝，自行補充，自籌軍餉，結果補充了一師人，而全軍官兵聞訊更為憤激。此時共黨一面揭出「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類口號，向前線奉軍大事宣傳，一面又將俘虜去的奉軍中下級幹部，經過一番洗腦工作後，陸續釋放，這些人回到軍中，亦倡述一致抗日，打回老家的理論，振振有詞。於是，全軍官兵對於勦匪事宜，皆存厭倦之心，表示不願從事內戰了。
張學良早已洞悉軍心不穩固的情況，他以為共黨號召一致抗日或許是出於愛國的誠意。這時候，日軍正在進攻百靈廟，全國人士皆主張抗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他曾經暗與共黨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聯繫，希望毛共密遣代表來滬跟他晤談抗日問題，共方即派李克農前來，但張學良一見之下，覺得李克農這名字很生疏，認為不夠份量，他對李表示，最好跟周恩來談談，共方立即同意，約定在陜北洛川的奉軍騎兵首長，王以哲軍部與周見面，周恩來對張鼓其如簧之舌，加以慷慨激昂的詞色表演，使張氏大為感動，決意一致抗日，拯國難，雪家仇。乃乘蔣委員長五旬壽誕機會，親到洛陽祝壽，晉謁委座，要求停止勦匪工作，讓奉軍北上抗日。蔣認為是違背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責學良不明大義，嚴詞訓誨之後，並告學良云：「奉軍若遵從國策，繼續勦匪，即協同楊虎城的部隊，開赴渭河以北地區，奉命作戰。否則你可率部前往安徽戍屯，楊部亦可調赴福建，陜北勦匪任務，即完全由中央軍擔負可也。」這時蔣鼎文、樊崧甫的部隊已進駐潼關，樊部且已到了距西安三十華里的地方。可見蔣委員長對於奉軍不穩的情況，並非不知道，但相信張學良決不會有其他的軌外行動，所以度過壽辰之後，即赴西安坐鎮。據聞奉軍騎兵首長王以哲，曾密電蔣公暫勿前往西安，後來王被奉軍少壯派份子戕殺，即以此故。
在洛陽祝壽期間，有一段關於西安事變的插曲，亦值得一述。青年黨人鈕先銘，原在西安的奉軍幹部訓練班擔任教官，他洞悉奉軍不穩情形，乃密報該黨領袖曾琦，曾氏認為關係重大，即派李幼樁（璜）氏以代表青年黨祝壽為名，馳往洛陽晉謁蔣公密陳前情。某日午後五時左右，李氏正與蔣公談話間，尚未進入本題，蔣忽然起身立正，態度很嚴肅，李以為這是主人表示送客，不待詞畢即行辭出，心裡頗不愉快。次日把經過情形告訴陳布雷，陳謂委員長對友黨人士素來客氣，何致如此呢？繼而問是在什麼時間，答以下午五時，陳恍然道：「你誤會了！委員長在辦公廳中，每聞早晚升降國旗的號音，必立正表示尊敬之禮。你和委員長談話之際，恰是行營吹起降旗號的時間，以致有此誤會也」。 陳囑李改日再謁見，李因急於回滬，未遑等候約談日期，匆匆離洛；曾琦付託他的使命，因而未能達成。
近因
張學良懷著滿腹抑鬱而沮喪的情緒，回到西安後，悶悶不樂，旋聞蔣委員長即將來臨，他還要作最後的幾諫，然結果仍遭譴責，次日，他走到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總部，見著楊後就問道：「你有不有長繩子？」楊謂要繩子幹嗎？張謂：「我要用繩子把奉軍各級幹部綑起來，送給委員長究處。」張說這些話時，尚有楊虎城的總參議趙壽山亦在座。於是，即將他在洛陽挨罵和在華清池又被責的經過情節，以及他要北上抗日的理由，從頭到尾敘述一番，表示憤懣不平，並謂蔣已準備把奉軍調赴安徽，將十七路軍調往福建，如果命令下來，咱們怎麼辦？楊
虎城對中樞免去了他的陜西省主席職務，又將他的部隊較精銳的馮欽哉師別調，早感不滿，認為自已遲早會被消滅，乃對張表示同情共鳴，主張協謀自全之道。
蔣公到達西安後，張學良準備召集奉軍的團長以上幹部，請委員長訓話，並聽聽大家的意見，蔣公亦認可，張且囑咐各軍師長，對於出席聽訓人員務須特別告誡，不許對委員長有冒犯的言語。正在進行間，據報委員長的專車已升火待發，即將離陜，張甚惶急，即找楊虎城問計，最後決定先把委員長接來西安城內，阻其離陜再說。所以，十二日午間張聽說西安各校學生齊往華清池向委員長請願抗日，他就急忙趕至中途，對學生聲言他可以代表委員長聽取學生們的意見，予以答覆，當場將學生們勸回來。他已經密令旅長唐君堯，率領衛隊旅孫鳴九的士兵，實行兵諫計畫，深恐學生們到了華清池鬧出軌外行動，妨害他的大計，而震驚全球的「西安事變」，即於當夜發作了！事變發生後，延安的共黨即派周恩來到達西安，共黨認為這是他們得免於潰滅的大好機會，表示可派兵協同張楊抵抗中央軍之進攻，萬一失敗，即挾持蔣來作「人質」，向甘、新地帶進發，再與中央談條件。所以，張楊通電全國的八項主張，全係照抄毛共的舊文章，了無新義。但張學良並無戕害蔣之心，他以蔣住在西安新城楊虎城的防區內，或有意外之虞，急請蔣移住舊城方面他的勢力範圍內，以策安全。
事變何以戲劇化？
亂子既已鬧出，共黨當然助桀為虐，唯恐天下不亂，楊虎城亦樂得乘機觀變，有以自全，張學良就感覺騎虎難下，不知何以善後。這次事變原係他跟楊虎城和毛共方面協謀而產生的，他又不便單獨作主，半途妥協。至於促成戲劇化演變的主要因素，並不是全國的輿論，亦不是中樞的武力，而是來自莫斯科的一紙公文書。
據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兼副主席張國燾，後來在香港對筆者談到這回事變的經過內幕說：「事變發生之初，毛共主張殊激烈，派周恩來到西安策劃一切。經過一星期後，莫斯科第三國際有一道命令式的文書送給毛共，內容分三大段敘述：第一段指出國際形勢為法西斯集團與人民陣線對立鬥爭，法西斯德、意、日軸心的攻擊目標就是蘇聯，而以日本為急先鋒；第二段說明日本法西斯軍在進攻蘇聯之前，必先侵佔中國，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以與蘇聯作戰，可望立於不敗之地。為著爭取人民陣線鬥爭的最後勝利設想，必須中國人能夠抵抗日本的侵略，使蘇聯得以從容準備，才是上上之計；最後申述第三國際盱衡中國當代人物，具有領導全民以反抗日本侵略的聲望和能力的，只有蔣委員長，認為西安的兵諫行為殊屬失策，影響國際『人民陣線』前途甚鉅，盼望毛共從中盡力斡旋，使蔣委員長安返南京云。這文書係由第三國際書記署名發出的，沒有史達林的名字，然為史達林所指使無疑，毛共此時專靠史達林支持，對此自應奉命唯謹。張學良本無謀害領袖之心，經周恩來游說後，當然願意下台。楊虎城實力不如張學良遠甚，毛共既與張氏一致，他就孤掌難鳴，只好表示同意了。當時奉軍在西安的少壯份子，聞悉這項消息，甚恨周恩來反覆失信，曾集會邀周出席說明，勢將對他不利，周不敢不去，憑著他痛哭流涕擅長表演的技倆，把大家說服，幸免危難。」我曾笑謂國燾：「史達林不是跟蔣委員長有歷史上很深的嫌怨嗎？他何以不落井下石，逞快報復，反而從中緩頰呢？」國燾謂：「人家是理智用事，不講私人感情好惡的！」我說「這就是史達林的厲害之處，離怪托洛斯基鬥不過他，連羅斯福亦上了他的大當呢！」相與拊掌大笑。
宋子文隱衷難言！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方面的要人，首先到西安活動的是宋子文。他跟張學良素具深交，到達之日，張、楊跟他晤談，他的開場白很得體，說是：「南京方面對這次事變最關心的，當然是我們幾個親戚。但蔣委員長今日的地位，係全國許多人的血汗造成的，全國人士亦關切此事，希望諸位不要以蔣先生的親戚關係來衡量我！」張、楊皆點頭無異言。嗣後不知宋氏對張學良個人有何諾言或默契，當張到南京接受軍法審判，再由國府下令，將張氏交給軍事委員會管束時，宋氏適染病在家高臥，聞訊語其親信朋友曰：「法令固應如此，但個人的人格與信用亦應顧全」，言下似有無限隱衷難以聲述。往後他跟親信朋友談到張學良的事，即謂「我的精神負擔很重」，卻不說出其所以然。於今宋氏溘然逝世，他之所謂「精神負擔」究竟是什麼，便永遠成為一個猜不出的謎了。
蔡登山補述：馬五，雷嘯岑(1896-1982)，國民黨政要，係復興社分子。歷任南昌行營機要秘書、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和平日報》社總主筆、《中央日報》社主筆。一九四九年七月去香港、任《香港時報》社總主筆。
＊此文選自《大人》第十四期。大人雜誌是一本香港文化雜誌月刊，主要刊載文化藝術界的掌故軼事創刊於1970年，1973年10月停刊；同年12月易名《大成》復刊，至1995年停刊。本文選自《大人》雜誌復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