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聞報導指出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選舉，因薛凌和王孝維退選而重啟主委選舉；同時報導黨內高層屬意由現任新境界智庫副執行長吳怡農參選。吳怡農因在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中與國民黨政治明星蔣萬安同台較勁表現亮眼，最後以極少差距落敗。報導中民進黨高層為培養吳怡農未來競選台北市長，將進行解除法規束縛，包括取消入黨兩年始能選舉黨部主委等規定，吳在2019年參選立委選舉前始加入民進黨，並未符合《黨職人員選舉辦法》參選黨部主委之規定。
然若民進黨為此因人設事修正前述辦法，讓吳怡農鋪路當選台北市黨部主委，並順勢成為2022年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此一「吳怡農條款」政治操作，恐將隱埋種下民進黨內日後派系政治衝突、難以團結之根源及產生不佳政治衝擊效應。
一、衝擊派系政治形成不公平政治競爭，種下黨內派系衝突政治根源
首先，「吳怡農條款」衝擊黨內派系共治，形成不公平政治競爭態勢。若是修法推選新潮流系吳怡農擔任台北市黨部主委，進而攻取競選台北市市長，形同排擠其他政治派系有意參選者。例如現任基隆市市長、前代理民進黨主席、隸屬黨內正國會派系的林右昌就表態「我真恨不得自己是台北市長」。台北市長若具備「超北市長」的大格局，發揮的能量將超乎想像，可以把基隆、新北和桃園拉在一起，成為真正的大台北首都圈。
林右昌更表明「一旦給我台北市長的資源，我當然能做出更多成績」，「有人猜我未來可能入閣或參選台北市長，而我更在乎的是台北市民需要什麼，如何解決台北市的發展困境。」民進黨高層若強勢主導吳怡農參選台北市黨部主委進而競選市長，這不僅排擠正國會及既有黨內有意願參選者；同時，也形同解除近日以徵召桃園市長鄭文燦競選台北市長之困境。
其次，「吳怡農條款」並非僅涉及地方政治權位交替，更牽涉黨內高層政治職位交替及繼承。民進黨黨內派系權力競逐及交換錯綜複雜，各派系皆其政治理性計算，從總統大選權力競爭及繼承角度，試圖推選新潮流系桃園市長鄭文燦任期屆滿後轉戰台北市長，若能以參選2022年首都市長卡住鄭文燦，避免其拉下蘇系現任行政院長蘇貞昌，及跳脫與同為新潮流系副總統賴清德競選2024年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
因此，若是吳怡農參選台北市主委進而競選台北市長，無異是為同為新潮流系鄭文燦被迫參選台北市長解圍；但卻為蘇貞昌、賴清德製造政治競爭對手；同時也排擠正國會林右昌的參選市長機會。換言之，「吳怡農條款」的政治衝擊效應，並非僅是侷限在台北市黨部主委及台北市長而已，這涉及黨內派系更高權位的政治算計及權力競逐交換，衝擊蘇系、正國會及新潮流政治權力分配及計算。
二、形象清新可塑造為新世代政治明星，然尚欠缺公共政策擘劃能力、缺乏中央與地方政治實務經驗
復次，吳怡農形象清新但仍欠缺中央或地方政治實務歷練。2020年總統立委選舉，作為蔣家第四代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形象清新，然卻遭遇強韌競爭對手吳怡農挑戰，在強大空戰轟炸下最終仍脫穎而出。蔣萬安擁有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法律博士學位，經歷律師、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長期關注醫療健康、弱勢、環保及勞權，更是在一例一修的勞基法修法戰場中力阻修法，被封為「新站神」，蔣若要參選市長已歷經將近兩任立委任期，熟稔各項公共政策議題。至於吳怡農也獲美國名校耶魯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現任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曾任高盛集團負責亞洲投資管理，尚欠缺具體政治實務經驗及展現治理能力機會。
再者，吳怡農政治言論尚欠缺成熟性及穩定性思考，易引發輿論高度爭議。例如2020年7月3日國軍在漢光演習預演時，發生海軍陸戰隊搶灘登陸溺水意外，吳即批判國軍訓練是為「表演需求」；總統蔡英文於7月7日親上滅火，指明「吳怡農的說法不盡公平」；國防部則提出此為不實評論。同年10月15日，吳怡農提出「在家當兵、全民皆兵」主張，退輔會主委馮世寬痛斥「那是渣男」、影射此「目的就是為了選舉」；對照2019年吳提出恢復徵兵制，宣稱對自己國家安全負責，其政策論述似乎過於草率、前後政治立場及政策邏輯缺乏一致性，有必要進一步提升公共政策素養。
換言之，吳怡農若想投入台北市長選舉及治理，不僅應深入基層社會，連結社區服務關懷及與公民團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同時也應將所關注公共政策議題，轉向市政建設及地方治理。吳本身並不具備市議員或立法委員等民意代表身份（如陳水扁擔任市議員、立法委員），同時也不具備中央層級政府部門執政經驗（馬英九為法務部長、郝龍斌為環保署長）；也不像現任市長柯文哲具有醫療專業知識及全國性知名度，且受中間選民所支持。
三、民進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應具備擴散選情效應
最後，2020年立委選舉中「雙帥對決」民進黨候選人吳怡農，比國民黨蔣萬安投入更多競選資源。從政治獻金的募款能力對比來看，吳怡農比蔣萬安更技高一籌，監察院資料顯示政治獻金的收入吳怡農2832萬2399元，支出2370萬5799元，收支相抵後，餘額461萬6600元；至於蔣萬安收入1416萬6457元，申報的支出玩1520萬5586元，收支相抵後，負債103萬9129元。吳怡農政治獻金募款能力，顯然高於蔣萬安，其金額高於二倍。這顯示未來一旦進入台北市長選舉，其所耗政治資源更大於立委選舉。
顯然，吳怡農的政治選舉花費大於蔣萬安。儘管如此，蔣萬安仍然勝選吳怡農，吳怡農已具有強勁個人形象魅力，但仍欠缺地方治理及公共事務經驗、政策論述及連結社會基層，儘管其社會形象頗為清新。這凸顯蔣萬安即使是在資源比較薄弱情況下，由於已歷經四年問政及蔣家第四代無形政治光環，且因其關懷多元社會議題及公共政策，舉凡關注醫療健康、弱勢、環保及勞權等議題，最終而能勝選。
換言之，即使未來台北市長兩人競爭較勁，儘管吳怡農具有較佳選舉資源動員能力，但未必完全反應在選票極大化目標，其個人仍欠缺政治歷練、缺乏地方與中央治理經驗及政策統整能力，尚未成為全國性政治明星，僅憑單一次選舉所創造公眾形象，而凌駕多數黨內政治精英長期經營，是否經得起考驗仍有待檢視。民進黨黨內高層若過度不當介入及違反程序正義，反而會種下黨內派系政治衝突根源，在最後競選時難以讓各派系真正團結合作，反而不利於民進黨台北市長選情。
尤其是擔任台北市長候選人角色應能發揮母雞帶小雞功能，無論是拉抬民進黨台北市議員選舉及發揮擴散效應至全國各縣市幫襯黨各縣市候選人，這些綜合考量應納入黨的政治人才培育與甄拔指標，避免甄選不適當台北市長候選人，從而衝擊市議員選舉及波及全國各地方縣市長選舉，2018年地方大選歷史教訓殷鑑不遠，民進黨高層豈可不慎呼。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